吴之如发表于2011-02-18 21:28|

[转贴]拷问“绝不”论者的道德底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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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次转到微评 期盼1911 于 2011/2/18 18:30:15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拷问“绝不”论者的道德底限

虽然我们看到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关键时刻，但主流话语同时提出“积极稳妥”和“绝不”二说。
“绝不”等于为改革限定了一个空间，如果想越“雷池”一步就算违规。

那么这个空间有多大呢?我们从这个完整的句子——“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上就可以看出，我们腾挪的空间几乎不存在，因为“西方的那一套”是指普世价值主导下公民社会，以及建构于其上的相互制衡又接受普遍监督的权力。

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的一切问题就是出在权力不受制约，同时又在制度设计上排斥了体外监督，在这种威权体制下，公平正义无法保障，贫富差距日益突出，社会已经被无所不在的权力无情地吞噬，权贵资本横行无忌，腐败如水银泻地般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社会治理目前已经进入到了高成本，高风险，低效率的时代，如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一个异常紧迫的问题。

历史遵循相同的规律，中国的种种现实也表明，从威权体制向民主宪政的转型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眼下只是如何顺应潮流的问题了。否则，“逆之则亡”就是抱残者的谶语。

高成本的社会在拷问“绝不”论者的道德底限

成本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但当把它引入到社会和政治领域时，更有助于人们对政治体制良莠的判断，进而形成强烈的共识并推进改革的实施。当社会运行 成本已经极端昂贵且难以承受其重时，随着执政合法性的递减，整个社会处在一种动荡和风险中，如果此时执政者以“维稳”替代改革，就会是“死路一条”。因 此，聪明的执政者总是会在关键时刻与社会达成共识，不追求于“刚性稳定”，从而实现政治的转型和社会的重建，尽管这一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但必须让改革永远 地走在革命的前面。在某种程度上看，如果说这是考验一个政治家的勇气和驾驭政治的能力，毋宁说是在观察一个人的道德担当。因为改革是利益的调整，也是对公 平正义的捍卫。因此，当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公平正义的缺失使社会失序已致失控时，是否坚决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对执政者道德底限的拷问。

在一个话语权处于高度垄断而信息控制无所不在的状态下，尽管共鸣已经形成，但因为没有权力的背书，已经形成的共鸣就无法成为社会共识，在这种情况 下，瓦釜便假黄种大吕之名大行其道，不断地颠覆人们的智力。当此之时，由于既得利益者与话语垄断者的身份高度一致，相形见绌的观点便成为便成为一种不可逾 跃的社会准则。因此，虽然我们看到政治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关键时刻，但主流话语同时提出“积极稳妥”和“绝不”二说。当然这二者绝不矛盾，因为改革是 任何社会都要时刻面对的东西，在任何一种语境中，“积极稳妥”都是适用的，而“绝不”似乎就明确了很多，他等于为改革限定了一个空间，如果想越“雷池”一 步就算违规。那么这个空间有多大呢?我们从这个完整的句子——“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上就可以看出，我们腾挪的空间几乎不存在，因为“西方的那一套”是指 普世价值主导下公民社会，以及建构于其上的相互制衡又接受普遍监督的权力。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的一切问题就是出在权力不受制约，同时又在制度设计上排斥 了体外监督，在这种威权体制下，公平正义无法保障，贫富差距日益突出，社会已经被无所不在的权力无情地吞噬，权贵资本横行无忌，腐败如水银泻地般深入到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这种国家主义与利维坦怪兽并没有多大的分别。但当令的世界上民主的浪潮已经吹过三浪，我们曾经被残酷地打到了沙滩上，错过了一个良好的机 遇，面对全球化的世界和国内日益强烈的民主诉求，“绝不”论者应该彻底地反思了。如果在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坐失良机，为了一已之私而罔顾人民的福祉，那会 被载入历史的。当改革的共识破裂，社会的危机将会进一步加深，那么执政合法性也就会完全丧失，这样的结果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

中国这个13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规模老二，而其财政收入在2010年已经达到83080亿元，比上年增加 14562亿元，增长21.3%，四年翻了一番，也同样居世界第二。当然，如果算上地方政府和权力部门变为体内循环和集体腐败的灰色收入，要远大于这个数 据，这部分收入到底是多少，因为无法统计的原因只能估算，但绝对不会是个小数目，对此，王小鲁曾经做过粗略的估算。但就是这一块剩下的蛋糕，也是足够庞大 的，它对应的是全球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的国民。财政部发布公告称，中国2010年全年财政支出总计人民币8.96万亿元，而这些钱都用到哪里去了呢，可 以这样地说，除去必须用一大部分用于盲目投资以巩固执政合法性外，剩下的绝大部分是用来养这个昂贵的政府的，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民生及其它方面。因为要维护 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是要付出高成本的，而且这种代价随着社会的越来越“刚性”，它的代价就越大。一叶之秋、窥斑见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可洞见一 斑。

糟糕的制度设计让反腐败付出高昂的监督成本

中国有一支世界上最大的反腐队伍，他们由四个团队构成，分别是纪检、监察、反贪局和预腐局，有人计算过，这四支队伍四倍于其它一些其它的国家。但中 国的现实是，政府总是回避财政公开和官员财产公开，权力之间又没有制衡，反腐败成为权力者的私事，沦落为权斗的砝码。因此，我们看到的是腐败的漫漶扩散无 止无休，而迫于社会的压力，政府在不进行制度改革的前提下不断地投入财力和人力，不断地推高成本。殊不知这种骑墙观望式的权力反腐制度已经让反腐败成为一 个永无休止的战场。

今年2月7日《新快报》报道，因为揭露广州地铁三号线北延段工程验收报告作假，钟吉章先是被调离原岗位，工资减少近三分之二，后来被恐吓“抓走”。 再后来，原本打算聘请他当总监的公司，因看到关于他的新闻，也销声匿迹。再往后，有关方面终于“给颜色瞧”了。2010年12月底，钟吉章所在的单位以合 同到期为由，不再续聘他。“冒死爷”钟吉章下岗了。我们真不知道这是真反腐还是假反腐，如此的作为只能算零效率，如果反腐败只是一种“权力选择”，那么这 么一个庞大的机构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将会使腐败愈发严重，因为有资本腐败的权力总是大规模存在的。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制度，就是因为制度的存在可 以节约成本，如果一种反腐制度提高了反腐败的成本，那就还不如没有的好。

诺思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但要维持一种制度是需要一定的投入的，这种 投入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在一个制度的形成至完善的的循环过程中，可分为制度形成成本、制度执行成本、制度监督成本、制度变迁成本。监督是决 定管理有效性的核心因素，从我国反腐败的成效上看，我们在付出高昂的成本的同时，其有效性却微乎其微。
“为官位服务”的潜规则无限推高了管理成本

中国官场奉行权力为王，而权力的来源则是来自于更高的层级。权力主导一切的结果就是有了权力就有一切。所以，这种权力来源的倒错让官员们只知道对上 负责，为了做官而做官成为最现实的逻辑的官场上的唯一宗旨，只要对自己仕途有利，就无所不用其极。因此，这一结果导致是是普遍的不作为。而升官是需要资本 的，在市场经济时代，金钱是实现这一途径的基本条件，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如果相对安全，在金钱上他们无所不为。当然，最终打造出的必然是一个无序的社会。

今年1月13日，中共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山西省监察厅联合通报了2010年查处的五起腐败案件。其中，大同市原副市长王雁峰、前公安局局长申公 元严重受贿案再次引发舆论焦点。2004年12月17日，山西省左云县店湾镇红窑沟煤矿突发事故。矿主李克伟为瞒报此事，将井口封死。4年后，此事经矿工 联名举报后获中央高层批示。2009年2月18日，大同市公安局发出B级通缉令通缉李克伟，原因是涉嫌“重大责任事故”。　据称，为瞒报红窑沟矿难，李克 伟至少动用了上亿资金和多层关系。可见，绝对的权力完全可以让能够影响自己仕途的事情消失真相，但却导致了社会失范和混乱。但它又反过来推高了管理成本， 让管理永远也走不出治乱的]循环。
潜规则主导下的官场必然是充满谎言和暴力的，当它演变成为社会灾难时，这种成本就无法计算了。在上世纪90年代 ，朱镕基到安徽南陵县视察粮仓时，当地官员连夜派人添满空仓，等朱镕基满意而去后，粮食又被运走。 当这一现象普遍存在时，就极有可能让决策失误，从而祸国殃民，三年自然灾害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隐性的激励机制让行政开支成为无法填满的无底洞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而要保障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如果没有可靠的经费来源，是无法保证这个官僚体制运行的。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 问题。根据财政部综合司研究报告，1978年以来，中国行政管理费增速总体快于财政支出的增速，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1978年-2006 年，中国行政管理费支出年均增长19.3%，明显高于同期财政支出13.7%和GDP15.6%的年均增速;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 年的4.7%提高到2006年的18.3%。而现在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超过了20%。但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在5 % 左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研究发现，从1978年到2006年，财政支出中用于行政管理的费用增长了143倍。

为什么中国的行政费用居高不下，其原因在于政府隐性激励机制的存在。要维持这个只向上级负责的官僚机器的运行，维护稳定的大局，超脱的权力必然会让 这个维稳的机器适应权力的好恶来进行运转，如果没有激励机制，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我们看到尽管财经制度比较健全，但因为没有社会监督，所以“三 公”支出当然地成为了隐性激励机制运作的平台。事实上，如果推行财务公开，这种隐性的激励机制便宣告破产，而建立新的平台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会影响到现 体制的运行。因此我们发现，每当社会要求政府公开财政收支时，都是无果而终。中国的“三公”，即公款招待费、公车支出费、公务考察费到底是多少，就连财政 部都说不明白。前不久，郎咸平说已经每年达到1.8万亿元，大约是军费的3倍，我想至少是这样，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计算了权力部门的灰色收入。需要强调的 是，“三公”消费是刚性的，他只能增加不可能减少。

令人无语的是，在一个行政成本异常大的社会，居然它的的公务员制度让社会死气沉沉，整个社会的资源都在权力的操控下，仕途成为人们的唯一追求。 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吸引了140万人争抢1.6万个职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重新回归。这说明中国社会已经是权力主导下的社会，权力对社会资源处于高 度的掌控状态，权力为王的代价是市场已经成为权力的玩偶，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

诚然，中国社会治理目前已经进入到了高成本，高风险，低效率的时代，如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一个异常紧迫的问题。

有据可查的是，中国的“维稳”费用在2009年已经达到了5000多亿元，已经和军费开支比肩。而且这种用钱买稳定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柳宗元说： “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 他在《封建论》中曾分析了中国社会分封制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认为实行郡县制是历史的必然，“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 意也，势也。”“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可见，历史遵循相同的规律，中国的种种现实也表明，从威权体制向民主宪政的转型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眼下只 是如何顺应潮流的问题了。否则，“逆之则亡”就是抱残者的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