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B发表于2010-11-09 15:53|

保育钧：我们有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
发布时间:2010-11-09 来源:中国经济网 类型:时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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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5日至6日，“首届财新峰会：变革世界的中国策”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以“中国与世界”为主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保育钧在演讲中称，我们有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改革刻不容缓。下面是保育钧发言实录：

我们的政府是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就应该切政府，政府不切不得了。我讲个故事。这个题目我很有积极性，我在《人民日报》工作过，1978年有一个真理标准的讨论，1979年，胡耀邦同志亲自发动搞生产目的讨论，具体是为了什么？那个时候讨论，大家思想解放，农村究竟应该怎么办，要给农民涨价，1979年农产品大涨价，农民收入最高，建国60多年来，那时候农民收入最高。大家都有阻力，说收入这么高怎么办？胡耀邦就出了一个题目，生产目的具体是为了什么，在《人民日报》进行讨论。大家觉得很有意思，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满足不断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讨论了三期，被打下去了。一个领导同志给我捎话，说回去告诉胡纪伟(音)别讨论了，有人骂娘了。为什么？因为讨论当中，批评了先生产后生活，触动了大庆，无意中伤害了这个事情。过去是可以的，革命时期，困难时期是可以的，现在不能，老是先生产，后生活，生活顾不上。这位领导同志就说，《人民日报》要干什么？一位好心同志告诉我，说回去告诉胡纪伟，讨论别搞了，果然只讨论了三期，讨论不下去了。

1979年-1989年，十年当中的贫富差距不是很大。1989年以后，特别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后，贫富差距骤然加大，我们可以看曲线图，很清楚的。生产问题、分配问题，民生问题，决不是简单的分配问题，涉及到根本问题，搞生产，发展是为了什么？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全党不妨进行讨论。三十多年前被打下去的讨论现在要重新讨论。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以民为本，讲了很多，什么时候以民为本了？实际上是以官为本。在讨论当中，才能解决大问题。

第一，财税体制问题。这些年来财税体制财政不公开、不透明、不统一，老百姓处于云里雾里状态。大家现在提了一些意见，透明了，这个支出了多少，那个支出了多少，为什么支出了这些，效果是什么？大家还是不知道。驻京办的问题解决不了，就是不透明，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必须跑步前进。所以财政体制从透明开始，老百姓就知情权，财政上现在是没有的。

第二，要大幅度减税。这些年来，GDP增长10%，财政税收怎样20%，说得过去吗？财政部还说不高，怎么才算高呢？

第三，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匹配的问题。1994年，财政改革以后，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只好卖地。房地产的要害问题就是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解决不了，高房价，高地价是永远解决不了的。现在打压，打买房子的人、炒房子的人，要解决土地的供应问题，财权上收了，事权下放了，地方政府只能卖地。

第四，转移支付，一定要公开。一般转移支付还是戴帽的专项的转移支付，一定要公开，要规范。这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

第五，中小企业要大幅度减税。

第六，国有资本一定要列入财政预算，我们现在几十万亿国有资产，不列入财政预算，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统一不起来。这么大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多得不得了，什么时候列入预算？大家盯着国有企业是应该的，另外一方面，事业单位，行政单位的国有资产有多少？前几年统计是八万亿人民币，远远不止，现在市级单位的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成了企业的小金库，不得了。这是财税体制问题。第二，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只能解决国家安全的问题，民营企业才能解决富民的问题，现在有人看得很清楚，哪里民营企业多，哪里贫富差距就小，浙江是最明显的。国进民退现在还不让讲，还下令，齐心协力。第三，土地制度，农村的土地被征用以后，差价一定要还给农民。我们从农民身上剥夺了很多，这些年来，剪刀差不用说，尽管农业税取消了，但是农业生产资料这方面减免了，那方面又增加了。农业生产资料涨价不得了。更主要的是土地，从农民手里低价买来，再高价卖出去，农民做了多少贡献？第四，国有企业应该给国家交租子，交红利，交税收，国有企业占用国家资源，应该交地租。国有资产赚的钱不交，94年定这个政策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刚刚改革，困难很多，那时候都是亏损的，所以说赚钱了以后不用交利润，只交税。现在大赚其钱了，还是沿用那个政策，所以肥得不得了。国有企业不交红利，不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就是内部人控制，就是官僚资本，不是全民资产。

所以这几条，在生产目的讨论过程中，要解决这几个大问题才可以，否则的话，贫富差距拉大，民生问题，只能是纸上谈兵。这些年我们该说的都说了，但是做不了，为什么？不愿意从自己身上开刀。刚才说切哪一块，肯定是切政府的。政府到各地去，盖得最漂亮的是政府大楼，公费旅游、出国、招待，还有公费汽车，政府奢侈得很。92年的时候大家都下海，干企业，现在纷纷跑回来考公务员，这是社会的动向，这个事情不解决，空谈是没有用的，所以要讨论生产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的话题。（保育钧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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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如发表于2010-11-09 20:33|

我们不但有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
我们还有世界上最富有的公仆及其家眷集团
几百家（或几千家）公仆富翁无限风光
遮住了几千万（或几亿）贫困百姓的穷苦生活图景
为国家争得了光鲜的面子

让权贵成为展示中国富足的窗口
太合适了
太美妙了

戴蕾发表于2010-11-10 10:20|

　在黄敏的想象中，工作做到这儿，陈育腾就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了。毕竟，档案是在东区户政事务所，不属于南区的管辖范围。但接下来陈育腾的敬业态度，却让她感到吃惊。
　　陈育腾并没有将工作转到东区，而是将这个案子上报相关领导，并将其列为督办案件，这就意味着他要负起“办到底”的责任。他还告诉黄敏，不论任何时候都可以给自己打电话，咨询任何内容。
　　在得知黄敏已经订好机票要来台湾后，陈育腾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详细地告诉她如何抵达南区户政事务所的路线，并告诉这个素昧平生的大陆女生，自己会去车站接她们。
　　2010年7月6日，黄家两姐妹终于登上了前往台湾的班机，开始了她们历时13天的“寻根”之旅。
　　在台南市，陈育腾接到黄家两姐妹之后，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拉着她们的行李，把她们安排住进了户政系统的劳工之家，并且还前前后后检查了房间的各种设施，生怕有什么问题。
　　寻找黄国栋的案件，原本已被列为“督办”，陈育腾可以占用工作时间外出。但他还是专门请了5天假，跟着黄家姐妹办理相关事宜。这就意味着，他要损失5天的工资。
　　“这是公事，但又不完全属于公事，是我自己揽下来的活儿。不请假呢，好像有点占公家便宜。”他这么解释自己的动机。
　　黄家姐妹在台湾的13天里，陈育腾没有让她们坐过一次公交车，也没有让她们打过一次出租车，都是他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一个个相关部门来回地接送。7月是台湾最为炎热的季节，连汽车坐垫都烫得无法坐下去，车里的空调开到最大，人依旧冒汗。
　　有4天时间，劳工之家的房间已经提前预订出去了。陈育腾和妻子林南慧就把黄家姐妹俩接到家里住，林南慧还亲自下厨做饭，为的是让姐妹俩在异乡能感受“家的温暖”。
　　事后，黄家姐妹才知道，那些天正好赶上陈育腾的岳母住院做手术，但陈育腾为了陪她们，无法去医院看望。这让姐妹俩深感内疚。
　　“这实在不像是接待素未谋面、丝毫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就好像他身上有着代表台湾政府负责与大陆友好往来的使命似的。”黄敏说，“要不是亲眼见到，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真的有这么热心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
　　曾有人问陈育腾：“都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的工作本就是为民众服务，不分任何等级、阶层、地位、地域，既要讲程序，也要讲情理。”陈育腾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更何况，她们千里迢迢跑来台湾找爷爷，有这分孝心，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帮助她们完成心愿。” 本贴最后由 戴蕾 于 2010-11-10 10:23 编辑过。

吴之如发表于2010-11-12 13:37|

[转贴]笑蜀：关键是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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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次转到微评 香蕉芭啦 于 2010-11-11 18:49:1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笑蜀：关键是建设一个人民养得起的政府


   　　在强拆、血拆等恶性事件此起彼伏的背景下，想都不用想，以扒掉农民房子为主题的拆村运动，会在当下主流舆论界遭到怎样的迎头痛击。

　　事实也确乎如此。当我读完报道拆村运动的文字之后，我简直连骂的兴趣都没有了——那地毯式轰炸般的文字，让本来一直对拆村运动颇为反感的我，反而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立场来了：这拆村运动真的就那么一团漆黑，一丝儿亮光都找不到吗？于是，与我的初衷相反，我居然竭力要从媒体报道中，找到几个我认为基本正面的案例。

　　稀少的积极案例

　　我最关心拆村运动带出的三个具体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产权置换问题。毕竟，宅基地是农民的私产，扒房扒掉的不只是钢筋混凝土，而是农民的财产权利。相关产权问题如何处置？第二个问题，是农民就业问题，村改居，人进城，进了城做什么？第三个问题，是村改居之后，村集体资产的去向问题。我希望能找到足够的案例证明，这三个问题，地方当局已经考虑到，而且已经做出了令人尊重的努力。

　　我的尝试当然不是没有回报。从几乎浩如烟海的报道文字中，我终于找到了两个积极的案例。

　　一个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宁波市。该市推行的“农村股改”，把“看得见”的集体资产通过折股量化到人，变成“摸得着”的股权份额。股权分两种，一是人头股，一是农龄股。有户头没土地的村民拿人头股，有土地的村民则在人头股基础上再拿农龄股。据称，村改居之后，当地农民可个人分红每年数千到数万元不等。这即意味着，土地这个农民的命根子，并没有因为村改居被彻底切断，农民仍能够持续受益。这样的产权处置方式，应该还是令人安慰的。

　　另一个同样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即杭州市江干区。该区针对进城农民就业难问题，推出号称“新职场攻略”的就业援助计划，譬如技能培训补贴、学历教育补助、实训基地补贴、企业用工补贴、小额担保贷款、就业介绍奖、外出打工奖，甚至专设就业援助员，覆盖所有社区，可见其用心良苦。该区还提出一个响亮口号，要在十二五期间，做到“8090”全部就业，“4050”充分就业。亦可见其雄心勃勃。

　　除这两个案例而外，株洲马家河镇高塘村、潍坊市奎文区、厦门集美区亦有村改居后试行集体资产改制及股份制改革，让农民“洗脚上岸变股东”。但股份与农民原来持有的土地之间到底是何关系，相关报道语焉不详，难以判断。但即便将此三例悉数纳入，相比于已经村改居的至少数以万计的案例，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在统计学意义上，大致可以忽略不计。

　　无视农民切身利益匆忙启动

　　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村改居，是在没有对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出系统和完善的安排的前提下启动的。通常的情形，是宣布一个单方面的政策，每套宅院置换楼房多少平方米，或土地折合每亩多少人民币，然后就扒房。产权置换是行政定价，零谈判；就业是基本不考虑；集体资产去向是基本不交代。村改居的主题很直接，就一句话：要地不要人。

　　这是村改居。至于更大规模不改居，即不进城的撤村并社，我更是没有发现一个积极的案例。这原因也简单，撤村并社之后农村依然是农村，农民依然干农活。惟一改变的，只是农民把自己的宅基地交出来，搬进政府指定的楼房集中居住而已。在地方当局眼里，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产权置换问题，就业援助问题和集体资产去向交代问题。要地不要人的功利心更加没有掩饰。

　　本来，我是想对完全一边倒的抨击拆村运动的主流舆论唱唱反调的，对拆村运动纵然不可能有任何辩护，但至少打算多一点点同情的理解的。深度梳理对拆村运动的相关报道之后，我却不能不非常沮丧地承认，我的这个努力是完全失败了。

　　不能不承认，所谓拆村运动，不过是原来主要在城市展开的圈地运动，向偏远农村地区的大规模延伸而已。先是变卖国企，国企卖完了就吃土地，现在城市土地也几乎吃完了，于是调转方向，借所谓城市化、城镇化的堂皇美名，把血盆大口转向偏远农村地区。用农民的土地尤其是农民的院子，来填补城市政府深不见底的财政亏空。

　　我曾经相信，税费改革之后，农村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了。陆地般的城市再怎么危险，时空距离注定了难以波及到遥远的深海般的农村。我没有料及的是，再怎么深海般遥远的农村，人家原来居然也有法力搅动。所幸，现在的拆村运动，还局限在试点范畴。如果不是试点而是全国范围普及，又将是怎样的局面？这假设真让人不寒而栗。

　　远离城市也就远离文明？

　　衍生诸多血拆事件的城市强拆，让我们见识了中国式圈地运动的野蛮和残忍。但毕竟，城市的文明程度还是相对较高，即城市政府的行政执法水平相对较高，市民社会尤其媒体对公权力的制约相对较强，所以城市强拆再怎么暴烈，总体上还不能不有所克制，还不能不有个度。农村不然，农村对公权力的制约之弱，注定了公权力不仅更加低能，而且更加肆无忌惮。撤村运动因此很可能比城市强拆掠夺性更突出，手段也更不人道。

　　古老“孔孟之乡”的山东济宁是这方面的典范。济宁一年就扒掉了数以万计的农村住宅，50多万农民彻底失去了曾经安身立命的宅院。他们中的一部分搬进楼房，更有相当多数，连楼房都没得搬，而只能躲到一座座窝棚里——济宁当局提供不了那么多的楼房，遂以每人每月50元的过渡费，将农民遣散到周边四五十里以内的其他村庄借住，而严禁农民住窝棚，因窝棚有损地方形象。住窝棚也就属于非法，随时都有被踏平的风险。

　　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导致多起非正常死亡个案。济宁的邵庄寺村拆除后的三个月，死亡人数多达十四五起，一个因找不到房租住而喝农药自杀，还有五六个死于交通事故——农村的机动三轮车本来容易出事，加上租住地太远，农忙时披星戴月地来回赶，出事几率无疑更高。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让济宁当局有所收敛。济宁当局已经决定，将在以后5年中，再撤掉剩下6274个建制村中的5572个。

　　新圈地运动驱动力依然是利益

　　不顾一切的背后，当然是巨大的利益驱动。汶上县去年转让建设用地指标共1300亩，其中1063亩卖给了济宁市，收益1亿多元。但与地方政府盆满钵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农民家庭财产的缩水。邵庄寺村民就有这样的质疑，“以160~550元每平方米的价格拆了我们的好房子，再让我们以800~1000元的高价购买楼房，还要我们背负那么高的债务。这对我们来说是进步，还是倒退？”

　　一头是暴增的政府收入，一头是缩水的农民家庭财产。这样的经济发展，显然并没有提升社会的财富总量，而不过是地方政府主导的财富重新拼盘。即把社会财富从农民的腰包，腾到地方政府的腰包而已。

　　社会财富这样腾来腾去，全部目的四个字就足以概括，那就是：养活政府。

　　尽管如专家所称，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已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天量税金并不足以养活政府。政府要活下去，就要找别的财路，即要创收。我们的政府因此是创收型政府而不是通常的非盈利性政府，政府产业化、政府公司化，这一切就都是逻辑必然。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里的发展，其实不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发展，而更多属于政府创收。所以这句话的准确表述应该是，政府创收才是硬道理，再进而言之，不妨说养活政府才是硬道理。

　　养活政府，就这样成为我们时代压倒一切的问题。天价人头成本，天价职务消费成本，天价寻租成本，天价维稳成本，如果能够真实统计，每一项成本都会是惊心动魄的数字，都需要天量社会财富去倾注。

　　也就难怪税金养不活。税金养不活，纳税人就必须在税收之外，付出别的代价。最大的危险正在于此。中国的税收再怎么失序，毕竟还可以有一定规范。但政府的创收，则几乎没有规范可言。正如财经杂志最近报道的长沙强拆一样，都是“政府自己制定文件，授权给自己征收”。

　　所以可以城市拆完了拆农村，扒农民的房子。而这，突破了最后的法制底线。农民的宅基地是私产，纵然这私产并不完整，但占有权和使用权两项，怎么着都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现在地方政府一纸通告就可以拿走，宪法和法律完全被丢到一边。

　　尴尬还在于，不仅农民无法抗拒，甚至中央政府，迄今都难有作为。媒体已经广泛报道，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对撤村运动有过尖锐抨击。他声称这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强调指出：“在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这应该不是陈锡文的个人意见，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央政府的意见。但迄今徒有言论而无具体约束政策出台，正凸显了中央政府的无奈。陈锡文反复批评撤村运动是地方政府曲解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但地方政府何尝不知他们是曲解？他们不过是明知故犯，故意造成法不责众的态势，以此把他们对中央政策的曲解合法化，迫使中央政府接受这一既成事实。

　　这就是说，撤村运动既包含了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冲突，实际上也包含了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利益冲突。在财政大头被中央政府拿走，地方政府吃小头，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财政一旦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地方政府肯定要理直气壮地把手伸进老百姓的腰包里，由此引爆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则以维稳之名一概高压处置。此种状况蕴含巨大政治社会风险。如何最大限度压缩政府成本，把人民养不起的政府变成人民可以轻松供养的政府，是整个政治改革的主题。否则，连最偏远的农村都被搅动了，连最本分的农民都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风险愈演愈烈的结果，将不言而喻。

　　刊于今天《时代周报》。发表时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