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发现发表于2010-09-27 12:29|

“战略知识分子”能“培养”出来吗？
(颜昌海的博客)

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当局维持了一阵子平静，但随着人们向政府要求政治权利的呼声不断高涨，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日益降低。最新调查的一项研究表明：25岁以下的中国人一致表现出对政府的怀疑，而这种不信任程度超出比他们年岁大的长辈。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中国人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很可能是由于使用互联网日益普遍，获得了更多信息。一位专家表示，随着人们对互联网的使用越来越多，人们就会越来越认为政府需要监督。报道说，最近在北京发生了这样一幕，一天晚上，一位20多岁的中国女士和她的母亲一起看电视新闻。中国大陆一位卫生部发言人否认毒奶粉引起了中国女婴性早熟，并且让观众相信政府所做的实验发现奶粉很安全。这位母亲看到这则新闻后说：“这可真叫人松了一口气。”女儿则表示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她对母亲说：“当政府说‘安全’，这恰恰是在告诉我们，那些奶粉可能非常的不安全。”最近中国和国际调查研究表明，政府越来越难博得中国年轻族的信任，也就是30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而这些人却是未来中国的中流砥柱。
在过去的十年里，学者所作的调查显示：至少有70%的普通公民对政府表示信心。学者们不同程度地将这种现象归结于中国人对权力服从的历史，但是北京天的经济研究所的一项最新调查研究表明：25岁以下的中国人一致表示出对政府的怀疑，而这种不信任程度超出比他们年岁大的长辈。这种不信任更加深入的体现在最富有阶层、城市居民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分析家单伟说：“这些人都是未来社会的主流，面对这部分人群，中共政府将面临越来越艰难的挑战。”
举个例子，月前一名朝鲜战斗机飞行员逃离朝鲜，在中国沈阳附近坠机；几个小时后，飞机残骸的照片即在网上流传，照片显示，飞机残骸的尾翼上明显带有朝鲜军徽。但是在其后两天的时间里，大陆官方媒体仍表示，该架飞机的来源不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科研经理宋厚泽说：“从互联网的使用可以看出关联性。一个人使用互联网越少，这人就越不认为政府需要被监督。”
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的使用人数已从五年前的1.03亿飙升至今天的4.2亿，而其中30岁以下的人占百分之六十的比例。他们中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的繁荣是理所当然的，尽管他们的父母因此而对政府感恩戴德。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王正绪在2005年做的一项关于中国的“批判性公民”研究中指出：“一旦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公众要求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呼声往往都会迅速高涨。”王正绪还说：“这种趋势将引起人们价值观的改变，从而引发对政府的不信任，现在这种结果在中国正日益体现出来。”
大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大陆政府的信任好像都是基于政府在经济方面所作出的成绩，但是，中国未来十年能否继续保持其每年10%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极为不可能。
随着人们的期望日益增张，将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北京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2008年人们对收入的不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间是1989年5月。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唐伟方说：“问题都发生在地方(县市)，每年各地都有成千上万的抗议发生，因为民众抗议非常突出地针对地方政府。”不久前，唐教授在《亚洲政治与政策》期刊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大陆政府可以依赖传统价值观和宣传博取公众的信任。但是，他建议“维护制度信任的最可靠方式在于持续不断地改善绩效。”唐教授还认为：“如果政府玩忽职守，或者经济发展缓慢，中国社会的气氛会陷入‘高度紧张’，充满愤怒、冲突和不安。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使问题恶化并导致公众对抗当局。”
最近，人民日报下属网站推出了一个专题讨论，要求中国社会重视所谓的“战略知识分子“。该专题认为，目前中国处在大变革和转折时期，需要一批雄才伟略的知识分子贡献他们的智慧。不过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目前的体制之下，这类”战略知识分子“难以立足。
“人民论坛”最近刊登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的文章，呼吁培养“战略知识分子”。该文表示，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一些人调整立场和话语方式，推出文化口红和心灵鸡汤式的知识，另一些人虽然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立场，但在社会少有话语权。中国近代的大师，无论是文学、艺术、科技和政治等领域，基本都是民国时期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这样的知识分子人才凋零。这个最先由钱学森提出来的问题——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目前仍在拷问全体中国人。“人民论坛”另一篇文章目前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和大转折的历史时期，战略问题异常突出和重要，中国需要一批胸怀广阔、有雄才伟略的大专家和大学者，为国家民族兴旺付出大智慧。
有学者分析，这个问题被公开提出，说明北京对自己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混乱。这几年中，中国大陆高层确实有一种动作：出很多钱要求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为政府出谋划策，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一些机构。1980年代在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多年的旅美学者程晓农表示，1980年代初期，中国当权者的目标和社会民众的社会目标基本一致，因此能够容纳一批独立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做出独立分析判断，但在目前，当局和民众的目标已经出现了重大分歧。“它所要的只是帮当局脱离困境的一些谋略，而不是帮这个国家脱离困境的谋略。因为在今天的中国谁都看得很清楚，中国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政治上的改变，中国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可以说这种局面的出现本身就是当局施政所造成的。”
因此认为，中国缺少战略知识分子是政府政策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同这个分析。他认为，中国并不缺乏立场独立而又有战略眼光的知识分子，但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无法包容他们。他说，所谓“战略知识分子”，其实就是“独立知识分子”，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有独立人格，有自己的独立的判断，而且对社会的重大问题是跟历史的过去和未来都是相吻合、最大程度上的符合，而且同时也跟世界各国的经验也是最大程度的相符合。然后对中国的社会进行大的评判；对中国的历史未来进行把握；对目前的政府现行的政策进行检审；对政府错误的政策和错误的走向进行批评。但中国不是缺乏这种独立的知识分子，而是说什么时候中国大陆能够放开舆论管制，能让他们的声音被大家听到。“十室之家必有贤才”，夏教授认为，只有一个自由、宽容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才能使这些人脱颖而出，他们的声音才能为社会所接受。
他质疑，“这些问题就不仅是说官方在打压，另一方面，中国所有的社会科学的杂志授从于宣传部的。你就想想，如果是宣传部在管中国的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在党委、在宣传部的控制下，请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培育‘战略知识分子’？！”夏教授说，所谓战略知识分子或者独立知识分子，必然对国家和国际前景有独特的观察和分析办法，并且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而在中国，这种认识被当局牢牢压制，所以所谓中国缺乏战略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定位错误。
程晓农也认为，在一个由当局垄断信息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当权者本身缺乏包容和接受的心智，不可能有所谓“雄才伟略”的战略知识分子，而中国历朝历代的末年“人才凋零”，都说明了这样的问题。
历朝历代的文化大师、具有广泛影响的知识分子，都不是官方“培养”出来的。中国大陆对知识分子先进行了30年的“改造”，将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了“公公知识分子”，除极少数风骨犹存者，绝大部分都成为不得不匍匐在权力脚下的奴隶；近20年来，权贵阶级一方面采取政治高压、一方面用金钱收买，使得1980年代前半叶成长起来的独立知识分子分化，或迅速堕落，或离开大陆，当然也不乏保持独立人格者。此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因为互联网的缘故正在成为独立知识分子，而一部分被既得利益雇佣的知识分子则成为不会思考、惟既得利益集团之命是从的“知识疯子”。
在中国目前政治体制中，官方无论怎么“培养”，都不可能“培养”出一批胸怀广阔、有雄才伟略的大专家和大学者，为国家民族兴旺付出大智慧的“战略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曾“培养”了60年，结果是什么，就足以说明问题。
面对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等诸多问题，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表一篇报告，从专业角度建议中国大陆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克服对社会的恐惧症，培养社会的自行组织，建立公民参与机制，给不同利益主体同等的利益表达渠道，最终实现所谓的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失序的社会重建目标。这一报告，显然比国家行政学院许正中教授等呼吁培养“战略知识分子”要切合实际，也对中国的文明进步有用得多。
按照学者们的一般定义，公民社会是指政府和商界以外的个人、团体和组织自愿汇集在一起所形成的非强制性的行动团体。在这样的团体中，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表达自已的价值观以及对外界的独特看法。自发组织，集体行动，是公民社会的一个独特标志。公民社会的基础和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如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小区组织、宗教团体、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联盟等。尽管中国也有这些组织，但是，它们却和公民社会无缘，因为它们全部受官方控制，完全起不到公民社会的作用。制度本身已使这类组织失去了独立性，根本无法表达和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
构成公民社会的一项基本要素是表达和结社自由。中国宪法虽然规定了这些权利，但这些权利也始终仅停留在纸上。比如尽管政府每年发文件表示要解决农民问题，可直到现在还不敢让9亿农民成立自己的农会；民众在网上交流，一不小心就会被跨省追捕；甚至玉树地震期间在无数灾民等待救援之时，地方当局还不许可僧侣参与救援；日本侵占了钓鱼岛，政府却不允许民众游行；等等。正象德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海贝勒所说，中国还没有公民社会，因为公民社会仅和民主制度相联。
中国没有公民社会，源于权贵阶级对失去权力的永恒恐惧。公民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民权社会，而权贵阶级最怕的就是出现其权力之外的另外一个权威——人民的权威。但中国社会的道德、环境、经济、安全、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一场场灾难，其实都是民权丧失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呼吁培养一批胸怀广阔、有雄才伟略的大专家和大学者的所谓“战略知识分子”，无非就是一种痴人说梦。60年来，中国大陆一直在如此“培养”，但无论是文学、艺术、科技和政治等领域，都没有“培养”出来；照这个政治体制培养下去，恐怕再“培养”600年，也是白搭。说得不客气，这种呼吁，无异是如今的“公共知识疯子”在向当权者进一步讨要政治地位、经济待遇的美丽说辞罢了，政府官员还可以在这种幌子下，以“培养”名义编织腐败项目而搜刮国库，终究和“为国家民族兴旺付出大智慧”毫无关系。
再者，在权贵利益集团把持的公权机构都越来越不被民众信任的情况下，比如余秋雨、王兆山这种所谓的“战略知识分子”，除了遭到唾弃外，除了统治者能获得短暂的意淫快感外，还有什么正面意义？！中国民众对这样的“战略知识分子”，要么嘲骂、要么懒得理睬，那么其国际地位，就可想而知了。况且现在中国社会，就象一列失控后加速冲向悬崖的火车；在当权者的高压下，若学者们不敢直面当今中国社会一切灾难的真相，当然也就无法对症下药，提出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
实现国家民族兴旺的唯一依靠，是民权回归的公民社会，决非官方“培养”的所谓“战略知识分子”！

金鱼发表于2010-09-27 13:19|

颜昌海现居深圳，我收藏有他的Blog，是个有争议的人，前期他的一些博文被下了，但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吴之如发表于2010-09-27 19:39|

作者： 金鱼(2010-09-27 13:19 )  # 2楼  
颜昌海现居深圳，我收藏有他的Blog，是个有争议的人，前期他的一些博文被下了，但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吴之如感言：

从颜昌海先生的文章看
他确实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蔡联发表于2010-09-28 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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