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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美回到大陆 立即被各种各样表格淹没

置顶 精华 发表在 漫话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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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9

信源:东风博客


我 2003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立即被各种各样的表格所淹没。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 ”。其实,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什么博士点申报表、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如此等等,当然还有每学年度一次的本单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虽然有些夸张,但却是绝对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围着表格转,几乎所有我的朋友与同事也都在忙于表格大战。

目前高校正在进行以考核聘任制为核心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是希望打破铁饭碗、促进人才流动、提高学术生产力。其必要性自不待言。但是进行高校改革、提高学术生产力是否非得把大家都变成“表格教授”?说句实在话,填表不是没有好处,填表的奖赏是金钱。但是我实在怀疑金钱数量的增加是否必然伴随学术水平的提高。事实是,科研经费多了,学问下降了。这是我的真切感受。我们再也没有充裕的时间静静地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是急于拿出“成果”并把它填进表格里。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认为,出在学术质量的评估方式与评估标准上。到目前为止,全国各高校聘任制的标准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一系列量化的科研与教学指标(主要是科研指标,因为教学质量存在相当的弹性,不好量化)。然而让人感到纳闷的是:这些量化的指标几乎完全依据行政机构的级别来衡量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它把对于教师学术水平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学术刊物、学术奖励以及学术项目的级别的评定,同时更把对于学术刊物、学术项目、学术奖励的评定等同于对刊物/奖励/项目的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的评定。具体而言:它把直属中央的刊物看作是国家级刊物或所谓“权威核心刊物”,在这样的刊物发表文章,不仅可以获得几千至几万元不等的经济奖励,还可以用作评定职称的最有力依据。而那些在地方性的所谓“一般刊物”发表的文章则意义甚微或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它把各种学术项目同样分为国家级(又分为“重大 ”与“一般”)、省部级,分别依据不同的级别给予数额不同的配套奖励,同样这也是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

这就是目前各个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操作方式。不难看出,这个原则的最大特点是行政化与官本位。它依据学术人、学术行为以及学术成果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距离远近来评价学术的价值及重要性,其所产生的结果不仅仅是学术独立性的丧失,更是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萎缩。由于中国学术资源的高度官方化,学术资助、学术奖励的高度计划性,更由于各个高校几乎毫无例外地依据行政级别来取代学术的自身标准,目前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科研人员御用化倾向。人人都把眼睛盯着如何在中央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如何获得国家级别的项目与奖励。当然,我不是说具有强烈政策导向性与实用功利性的研究项目都没有意义,但是它绝对不能等同于学术的标准;我也不认为只有中共政府才倡导学术研究“为我所用”,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倡导学术研究“为我所用”,真正重要的区别或许在于:西方国家没有这么严厉且机械地用行政级别来评定学术级别。在西方国家,存在大量非官方的学术基金与奖励。这些基金与奖励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学术声望上都不亚于政府的基金或奖励。学术资源的多元化使得西方学者不必把眼睛死死盯着政府的钱袋,同时也保证了他们可以发表一些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有益于社会却未必能够取悦于政府的学术成果。这是西方国家学术多元化的重要原因,也是西方的学者能够保持独立性的制度保证。

那么为什么各个高等院校的改革方案都大同小异甚至如出一辙?根源在于:大学的上级主管部门对于高校的地位以及高校领导的政绩具有一套模式化的考核标准。众所周知,国家对于高校的评估,最主要的是以该校的学位点的层次与数量为标准,一个学校拥有的学位点层次越高,数量越多,那么该校在政府与民间享有的文化资本就越雄厚,地位就越高,它能够从政府与民间获得的资助以及其他收入也就越多。这就决定了几乎所有高校的领导都把增加或创立学位点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问题是学位点的争夺同样是在制度的控制下进行的,这个规则与我们上面说到的各个高校的教师考核聘任的那一套标准几乎又如出一辙。

这样,为了增加学位点,各个高校一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时间进行烦琐的填表工作,更重要的是,为了刺激本校教师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拿高级别的奖与项目,各高校领导制订各种制度把所有与教师切身利益相关的一切,特别是工资与职称晋升,与这套以行政权力的大小为核心建立的 “学术”评估标准紧密结合起来,下发各种各样的表格统计“成果”(实际上就是高级别的论文、项目与奖励的数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高校教师都忙于填表的根本原因。

我当然不是否定学术研究应该有一套评审机制与标准,否则只能导致大锅饭与平均主义。问题是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学术机制与标准。我并不否定那些所谓权威核心刊物的学术含量,甚至承认它们的总体水平确实要超过其他刊物。但问题是,这绝对不意味着这些刊物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一定是优秀的,或绝对高于其他刊物发表的学术文章。而许多没有得到国家级项目的学者,也未必就比那些手拿几个国家项目甚至重大项目的学者水平低。像现在这样一刀切地把刊物或项目、奖励的级别与工资以及职称晋升直接地、死板地挂钩的做法,无异于变相的“学术血统论”,根本不利于健康正常的学术规范、学术竞争机制的建立。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权力介入、控制学术的最有力的中介。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家围绕权力的指挥棒转。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行政权力机构是否有诚意真正尊重学术的自身规律,退出学术场域。

具体一点说,各个高校完全没有必要根据刊物或学术奖励、学术项目的行政级别来裁定学术成果的质量,更没有必要把它作为获得某种奖赏或晋升某种职称的硬性指标(可以作为参考指标),应该推行真正的专家评审制度----最好是匿名评审制度,专家应该依据自己的眼光作出评定。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保证专家群体的学术眼光与学术良知,他们就不会被收买么?即使是匿名评审制度,能够做到真正保密么?的确,我不敢做这样的保证,但是我相信,我们如果不尝试进行真正的专家评审,那么专家评审制度就永远也不能得到培植与健全。学术良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得到发展与完善的,即使是一个没有学术良知的专家,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学术监督环境中也会变得遵守学术规则,否则无法在学术共同体中生存。而一个健全的学术环境的建立,首要的条件就是学术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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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 又发现发表于2009-10-22 17:44|

    信源:东风博客


    我 2003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立即被各种各样的表格所淹没。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 ”。其实,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什么博士点申报表、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如此等等,当然还有每学年度一次的本单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虽然有些夸张,但却是绝对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围着表格转,几乎所有我的朋友与同事也都在忙于表格大战。

    目前高校正在进行以考核聘任制为核心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是希望打破铁饭碗、促进人才流动、提高学术生产力。其必要性自不待言。但是进行高校改革、提高学术生产力是否非得把大家都变成“表格教授”?说句实在话,填表不是没有好处,填表的奖赏是金钱。但是我实在怀疑金钱数量的增加是否必然伴随学术水平的提高。事实是,科研经费多了,学问下降了。这是我的真切感受。我们再也没有充裕的时间静静地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是急于拿出“成果”并把它填进表格里。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认为,出在学术质量的评估方式与评估标准上。到目前为止,全国各高校聘任制的标准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一系列量化的科研与教学指标(主要是科研指标,因为教学质量存在相当的弹性,不好量化)。然而让人感到纳闷的是:这些量化的指标几乎完全依据行政机构的级别来衡量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它把对于教师学术水平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学术刊物、学术奖励以及学术项目的级别的评定,同时更把对于学术刊物、学术项目、学术奖励的评定等同于对刊物/奖励/项目的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的评定。具体而言:它把直属中央的刊物看作是国家级刊物或所谓“权威核心刊物”,在这样的刊物发表文章,不仅可以获得几千至几万元不等的经济奖励,还可以用作评定职称的最有力依据。而那些在地方性的所谓“一般刊物”发表的文章则意义甚微或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它把各种学术项目同样分为国家级(又分为“重大 ”与“一般”)、省部级,分别依据不同的级别给予数额不同的配套奖励,同样这也是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

    这就是目前各个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操作方式。不难看出,这个原则的最大特点是行政化与官本位。它依据学术人、学术行为以及学术成果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距离远近来评价学术的价值及重要性,其所产生的结果不仅仅是学术独立性的丧失,更是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萎缩。由于中国学术资源的高度官方化,学术资助、学术奖励的高度计划性,更由于各个高校几乎毫无例外地依据行政级别来取代学术的自身标准,目前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科研人员御用化倾向。人人都把眼睛盯着如何在中央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如何获得国家级别的项目与奖励。当然,我不是说具有强烈政策导向性与实用功利性的研究项目都没有意义,但是它绝对不能等同于学术的标准;我也不认为只有中共政府才倡导学术研究“为我所用”,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倡导学术研究“为我所用”,真正重要的区别或许在于:西方国家没有这么严厉且机械地用行政级别来评定学术级别。在西方国家,存在大量非官方的学术基金与奖励。这些基金与奖励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学术声望上都不亚于政府的基金或奖励。学术资源的多元化使得西方学者不必把眼睛死死盯着政府的钱袋,同时也保证了他们可以发表一些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有益于社会却未必能够取悦于政府的学术成果。这是西方国家学术多元化的重要原因,也是西方的学者能够保持独立性的制度保证。

    那么为什么各个高等院校的改革方案都大同小异甚至如出一辙?根源在于:大学的上级主管部门对于高校的地位以及高校领导的政绩具有一套模式化的考核标准。众所周知,国家对于高校的评估,最主要的是以该校的学位点的层次与数量为标准,一个学校拥有的学位点层次越高,数量越多,那么该校在政府与民间享有的文化资本就越雄厚,地位就越高,它能够从政府与民间获得的资助以及其他收入也就越多。这就决定了几乎所有高校的领导都把增加或创立学位点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问题是学位点的争夺同样是在制度的控制下进行的,这个规则与我们上面说到的各个高校的教师考核聘任的那一套标准几乎又如出一辙。

    这样,为了增加学位点,各个高校一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时间进行烦琐的填表工作,更重要的是,为了刺激本校教师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拿高级别的奖与项目,各高校领导制订各种制度把所有与教师切身利益相关的一切,特别是工资与职称晋升,与这套以行政权力的大小为核心建立的 “学术”评估标准紧密结合起来,下发各种各样的表格统计“成果”(实际上就是高级别的论文、项目与奖励的数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高校教师都忙于填表的根本原因。

    我当然不是否定学术研究应该有一套评审机制与标准,否则只能导致大锅饭与平均主义。问题是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学术机制与标准。我并不否定那些所谓权威核心刊物的学术含量,甚至承认它们的总体水平确实要超过其他刊物。但问题是,这绝对不意味着这些刊物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一定是优秀的,或绝对高于其他刊物发表的学术文章。而许多没有得到国家级项目的学者,也未必就比那些手拿几个国家项目甚至重大项目的学者水平低。像现在这样一刀切地把刊物或项目、奖励的级别与工资以及职称晋升直接地、死板地挂钩的做法,无异于变相的“学术血统论”,根本不利于健康正常的学术规范、学术竞争机制的建立。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权力介入、控制学术的最有力的中介。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家围绕权力的指挥棒转。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行政权力机构是否有诚意真正尊重学术的自身规律,退出学术场域。

    具体一点说,各个高校完全没有必要根据刊物或学术奖励、学术项目的行政级别来裁定学术成果的质量,更没有必要把它作为获得某种奖赏或晋升某种职称的硬性指标(可以作为参考指标),应该推行真正的专家评审制度----最好是匿名评审制度,专家应该依据自己的眼光作出评定。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保证专家群体的学术眼光与学术良知,他们就不会被收买么?即使是匿名评审制度,能够做到真正保密么?的确,我不敢做这样的保证,但是我相信,我们如果不尝试进行真正的专家评审,那么专家评审制度就永远也不能得到培植与健全。学术良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得到发展与完善的,即使是一个没有学术良知的专家,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学术监督环境中也会变得遵守学术规则,否则无法在学术共同体中生存。而一个健全的学术环境的建立,首要的条件就是学术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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