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126709发表于2006-08-01 14:33|

初中一年级眼看就要结束，中国历史上发生

了一件大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

“文革”）发生了，顿时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

号召投入到了“革命”之中。当时，不少工厂

“停工闹革命”，大、中学校全面停课，学生们

更是成为“革命、造反”的先锋。

   我的学校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加入

者必须是“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

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子女，我作

为父辈有“历史问题”的子女，根本没有资格参

加。于是，我只能作为“逍遥派”在一旁观看别

人“干革命”。

   当时，全国许多著名画家都被打成了“黑帮”

分子，受尽批斗、迫害，加之又大批“成名成家”

思想，本人“家庭出身”又有问题，我再也不敢产

生当画家的想法了。既然当画家已不可能，绘画还

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很少摸画笔了。课停了，又

没资格去“革命、造反”，画笔也不想摸，每天在

家无事可干，只能整天捣弄半导体收音机，其安装

技术进步神速，先装两管的，后又发展到装四管的。

     不久，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开始了，毛主席在天安门

城楼上多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万红卫兵。我们

没有加入红卫兵组织的学生也十分渴望进行串联，打听

后得知只要组织起来，再由校文革领导机构出一证明，

就能订到免费的火车票进行串联。

     于是，父亲单位家属子弟中十来个未加入红卫

兵组织的小伙伴，为了参加串联专门成立了一所谓的

“造反队”，并领到了免费的到北京的火车票。谁知

就在快出发的前两天，中央专门发文停止乘车大串联

（已领到的火车票一律作废），提倡步行大串联。眼

见去北京见毛主席的美好愿望落了空，队员们个个垂

头丧气，懊悔不已。

    乘车串联虽不可能，但我们上北京的心仍未死，

大家一商量，决定干脆就步行串联！回家与各自的父

母一商量，大多遭到了反对。但由于我们决心已定，

父母也不敢强行反对“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出发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刻了公章、做了队

旗、买了马灯，我还去买了全国地图册和指南针。

    1967年1月8日，从未出过远门、不知天高地厚的

十二名小伙伴（年纪在12--16岁之间，其中十人是初

中生，我二弟与另一人是小学生，我还不到15岁）身

背被盖、换洗衣物等行李（每人约20斤），打着绑腿，

高举着队旗，冒着刺骨的寒风，脸上充满自豪的神情，

从家属院出发了。

    步行串连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成都，行走路线基

本上是沿着老成渝公路，全程约七百余里。由于当

时为方便大、中学生步行串联，全国各地许多乡镇

都设立了步行串联接待站，实行住宿免费（一般是

地铺）、饭费自理，所以住宿倒也方便。

    第一天大家一路上兴致勃勃，中午就爬上了歌

乐山，当晚住宿五、六十里外的巴县虎溪镇（今重

庆大学城）。大家晚上睡觉时脱下鞋子一看，脚都

又红又肿，而且打满了血泡。更令人“恐怖”的是，

从这晚开始，全都沾上了虱子！从此，我们每天临

睡前多了两项“必修课”：找热水烫脚和消灭虱子！

     每天吃了晚饭，必须要找来一大桶七、八十度

的热水，然后咬紧牙关烫脚，加强血液流动，以利消

肿，否则第二天一早，脚就会痛得无法下地！烫完脚

上床后，就开始在被窝里脱下内衣、裤，打开电筒开

始仔细寻找虱子并用指甲将其捏死。我曾计算过，第

一晚我“消灭”了七十多个，第二晚“消灭”了五十

多个，第三晚“消灭”了六十多个，三天共计两百来

个！后来实在太多，就放弃了计算。不久，虱子又在

衣缝中生育后代，产了无数的卵，指甲不便操作“执行

死刑”，就用点然的火柴去烧。只见火苗移动之处，响

起一片虱卵炸裂的响声。这项工作极其要求有细心和耐

心，大约用一、两小时，假如当晚没有将虱子斩尽杀

绝，第二天就会感到身上其痒无比，只好一边行走一边

用手抓痒，结果全身上下布满了指甲抓出的血口子。

    参加串联的小伙伴第一天还劲头十足，但

到了第二、三天，全都走得东倒西歪、垂头丧

气，脚上的血泡更是钻心的痛，有个别人竟提

出掉头回家。但大多数人感到当“逃兵”很没

面子，咬着牙也要走下去，于是少数人也只好

跟着前进。

     就这样，大家发扬了“苦不苦，想想红军

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的精

神，平均每天步行七、八十里（其中最多的一

天从安岳县城走到乐至县城，约100里），总算

于第八天走到了简阳县。

     简阳县离成都还有120里左右，成渝铁路从

此通过，这时有人提出干脆自费坐火车到成都。

得知坐火车货车的车票才几毛钱，这一提议得到

大家一致赞同。于是，第九天，一列满载着上千

串联学生的拉货的火车将我们拉到了成都。

     当时真正去“造反”的串联学生极少，大

多是借串联的机会去看看热闹、见见世面，我们

也不例外。在成都，我们几乎天天逛大街，我还

在成都过了我的十五岁生日。

      在成都，我们串联队发生了“分裂”，其中有四，五

人用一枚毛主席像章与其他串联队换了到北京的火车票，偷

偷到北京去了！剩下的小伙伴们在气愤之余，也决定继续北

上，要利用一切机会多走几个城市！但步行是万万不敢的了，

只能想其他的办法搞到火车票。好在当时有个规定，凡外出

的串联队可以免费领取回家乡的火车票，于是许多串联学生

将到手的回程火车票和其他城市的串联学生互相交换，继续

着串联之路。我们也如法泡制，踏上了北上去西安的火车。

      谁知火车快到广元时，列车员发现我们的口音不对，

半夜时分在广元将我们赶下了火车。第二天一早，我们只好

买票到了宝鸡。这次乘车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当时的火车

上全是南来北往的串联学生，其拥挤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春

运”，不仅坐位下睡有人，过道上挤满了人，连行李架上也

坐有人，要上厕所根本不可能，上下车大多从窗口翻上爬下。

车里空气混浊、人声嘈杂、虽是冬天，但却都是满头大汗。

当时我长得比较瘦小，就爬到行李架上，虽说没有下面拥挤，

但长满冻疮的双脚因长时间下垂而又胀又痛。在宝鸡住了一、

两天，我们又买火车票到了西安。

       在西安一下火车，我们第一次触摸到了厚厚的积雪，

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北方的寒冷，还第一次尝到了天天吃面食

的滋味。由于当时许多名胜古迹已被作为“四旧”而被关闭，

我们虽说天天上大街闲逛，但也只看见了城中心的古钟楼，

连大、小雁塔的方向在哪也不知道。

     这时，连步行串联也被中央规定停止了，要想搞到火

车票更加困难。我们也外出一月多了，大家都十分想家，于

是决定返回重庆。67年2月22日，我们一行七、八人带着自豪

和成就感，也带着一身的疲惫和虱子，回到了家乡重庆。小

小年纪平生第一次吃了如此多的苦头，也长了如此多的见识，

从此自我感觉成熟了不少。

     回到重庆后，既无  “组织”又无学可上，我

除了玩耍、看小说外，大多时间仍是捣弄半导体收音

机，几乎不再摸画笔了。这时候，我最大的理想已经

变成了当一名无线电方面的技师。

      谁知这时学校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竟主动找上门，

邀请我加入。原来这时全市的造反派早已分裂成誓不

两立的两派，其中一派为了攻击另一派，需要有人画

漫画，于是这才想起了我。虽说我对当时的派系斗争

毫无兴趣，但考虑到一能发挥专长满足自己的成就感，

二能有了“组织”不让人岐视，于是我十分高兴地答

应了，从此手臂带上了一红袖套。

     加入造反派后，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一米见方的

纸上用墨汁画漫画，内容大多是一只大拳或一铁锤砸向

一个或几个小人头，这人头就是另一派的头头或后台。

这样的画虽说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而且大多千篇一律，

但我仍乐此不疲。每当我看见大街上贴满了我的“杰

作”时，心中竟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

   不久，重庆的派系斗争越发激烈，竟发展到了双方

拿起枪炮开战的“武斗”，我们这个仅有400人的学校

竟有4人在“武斗”中死亡！考虑到保命重要，我决定

放弃画漫画的“美差”，主动脱离了“组织”，又回

家继续捣弄半导体收音机了。

     不久，我家就搬到了杨家坪，住房面积比以前

大了不少。此时由于学校仍然停课，三弟兄在家无事

可干，父母就规定我们一人一天轮流做饭。轮值的这

一天，上街买菜、洗菜、生火、煮饭、炒菜、洗碗、

扫地全由一人包干。其中最苦的差事是生火。当时没

有天燃气，做饭全凭煤炉子，必须每天劈柴、生火，

常常被煤烟熏得眼泪直流。

     在此期间，由于无事可干，加上当时猪肉供应

紧张，每人每月仅凭票购买一斤，为了多吃一点肉，

我还养过鸡、鸭和兔。因此我常与邻居小孩背上背

篓、带上链刀，到几里外的地方去割兔草，或者将

鸭群赶到附近的小溪去觅食。夏天到了，又会每天

顶着烈日到几里外的堰塘去游泳。由于资金缺乏和

技术难度增加的原因，半导体收音机已无继续升级

换代的可能，我捣弄的时间也越来越少。由于对当

画家几乎已不抱希望，所以兴趣大减，只是偶尔手

痒了也会画上一幅。

      从“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后的两、三年，

这一时期可算是我一生中玩耍时间最多、也最无忧

无虑的日子。但此时我因为很少摸画笔，实际上也

失去了许多学习绘画的大好时光，使我的绘画水平

几乎毫无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