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如发表于2011-03-18 22:39|

[转贴]徐贲：“唱红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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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次转到微评 井上达人 于 2011/3/17 17:36:4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徐贲：“唱红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教育



　　据报道，“唱红歌”要作为一种国民教育方式加以推广，因为“唱红歌”创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好载体，是群众自我教育的好形式”，提倡者预言，“红歌”能够 “提振社会‘精气神’”，定能有效地起到群众教育的作用。


　　在预言红歌群众教育功效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唱红歌”是怎样一种教育手段？它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是道德教育，还是公民教育？或者只是一种单纯的党化教育？从逻辑上来说，既然“唱红歌”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党员或党员干部，应该不是一种单纯的党化教育。“红歌”既然是为了“群众自我教育”，是让广大的普通民众唱的，那么，想来“唱红歌”的目的是要对普通国民进行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作用。


　　当今中国确实非常需要有以普通国民为对象的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社会生活许多领域中发生的道德危机、伦理失范、公民素质下降，面对这样的状况，人们热切的期待能找到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靠“唱歌”，哪怕唱的是“红歌”，能让期待者心想事成吗？


　　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道德判断能力，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真正的价值观念，是经过选择的结果，个人若无选择的途径，事实上选择的的行为不可能发生，而真正的价值也就无法发展。因此，个人价值的建立，要由多种可能的选项中选择才有意义。而且，价值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感情冲动下，或未经思考，若贸然选择，不能主导真正的价值。个人唯有对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有所思考，比较利弊得失，做出理智的决定，才能成为真正的价值，才可作为公共生活的指南。


　　唱歌不能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思想上来，唱歌总是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听觉的印象上。“红歌”里确实有某种道德信息，但是，歌的音乐彻底改变了道德信息的接受方式。人们听歌，首先的反应是歌好不好听，不是歌词在理不在理。道德教育是一种说理的教育，一种关于在理和不在理的判断教育。“歌”把理性的“说理”和“判断”变成了一种直觉“好听”和情绪化的“喜欢”，这就取消了它自己的道德教育作用。说理和判断让民众能通过分析和讨论，达成共识并形成可以共同认可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这与“好听”和“喜欢”是不同的，我觉得好听，喜欢的，你可以觉得不好听，不喜欢。我们不能把道德教育从一个理性的逻辑判断变成一个情绪性的爱好判断。


　　比起道德教育来，唱歌更没法起到公民教育的作用。公民教育应该让人们了解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了解宪法和他们社会秩序和正义观的关系，了解民主法治的特征和运作。除非你把宪法谱曲，把公民权利和责任编成歌来唱，歌是起不到公民教育的作用的。美国初中英文教科书有一篇长达60行的《权利法案饶舌歌》，唱的是公民拥有的神圣权利。即使这样的歌，它的公民教育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这是因为，公民教育不是填鸭式的强迫灌输，也不是对动物的条件反射训练，它需要让国民通过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清楚地了解与公民行为世界有关的许多问题，例如什么是政府？ 政府成员从哪里获得权威，来制订、实施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如何处理关于法律、法规的争论？政府为什么是必须的？ 政府所做的工作中哪些是最重要的？ 法律、法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如何评价、评估法律、法规？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是什么？为什么人民必须共同拥有（共享）一些价值、原则和信仰？等等。


　　好的音乐并不需要歌词，而离不开歌词则未必是好的音乐。红歌传递的是政治信息，与音乐的好坏没有关系。红歌传递政治信息，这和广告音乐传递商品信息是同一类用途。广告音乐和政治音乐都是为某种与音乐无关的目的“配”上去的音乐， 前者是为了让人接受某个“商品”，后者则是为了让人接受某种“正确思想”。“文革”中，作曲家李劫夫为许多毛主席语录都谱了曲，传递的就是这种政治信息。歌里唱的全是革命的大道理，亿万人民唱得也非常有“精气神”，但却并没有就此在中国实现什么有持久影响的道德或公民教育。如果真的想要进行具有持久功效的道德和公民教育，那就需要在“唱歌”之外想想办法。 本贴最后由 吴之如 于 2011-03-23 19:16 编辑过。

茄子漫画发表于2011-03-18 23:46|

愚民教育

liyongqiu发表于2011-03-19 16:33|

对国民教育最大的体会：统一思想

小梁发表于2011-03-21 11:58|

所以嘛-----

中国的作曲家、作词家、歌唱家的待遇还是蛮高的！

老油发表于2011-03-21 16:52|

小时候就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唱一首革命歌曲，等于上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好像是林彪说的。

吴之如发表于2011-03-21 17:24|

作者： 小梁(2011-03-21 11:58 )  # 4楼  
所以嘛-----

中国的作曲家、作词家、歌唱家的待遇还是蛮高的！


吴之如感言：

在今天
政治正确的作曲家、作词家、歌唱家
待遇确实高

不过从历史上看
这个待遇还真不是那么好挣的
譬如著名音乐家李劫夫
文革之初
不知为多少“毛主席语录”谱了曲
于是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兴致高极了
再为“林副统帅”的“词”谱曲
一时间如日中天誉满天下
岂料副帅从天上掉下摔死
劫夫亦由云头跌落
关进“学习班”大牢五年之久
直至归天

可见
“政治正确”或许转瞬就成“政治反动”
红与黑这个变数太大了
当一名御用艺术家
待遇虽高
有时风险却也着实不小 本贴最后由 吴之如 于 2011-03-21 17:37 编辑过。

吴之如发表于2011-03-21 17:34|

李劫夫，一个红色作曲家的奇特悲惨命运----卜荣华

《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文章显得有点凌乱，望网友们见谅！》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鼓动起来大唱毛主席语录歌的时候，知道所有语录歌的作曲家名叫劫夫，我以为劫夫是个有外国血统的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个中国人，他的全名叫李劫夫。

关于李的个人资料比较凌乱而断断续续，尤其是关于解放以后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他为什么被关押学习班受审长达五年时间？另外，他为什么和副统帅林彪一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但他又被什么人检举揭发？等等，我的事情就是将这些比较凌乱而断断续续的资料经过分析并加以归纳整理，便形成了这么一篇既符合那个时代特征的较为完整又极为奇特而荒谬的个人传记，现予以发表。

   
李劫夫，中国著名红色作曲家。1913年11月17日生于吉林

吉林省家安县，

1976年12月17日病逝于沈阳

    李劫夫，原名李云龙。1937年5月，24岁的李劫夫到了延安，

参加了

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曾任延安人民剧社教员，西北战地服务团、冀东军区文工团团员，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长，1948午后任东北鲁艺音乐部部长，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沈阳音乐学院教授、院长，中国

音乐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和辽宁分会主席。

1938年9月，李劫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

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29首歌，其中13首，为李劫夫

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李劫夫有着十分广泛的文艺天才，对美术、文学、戏剧都有较高的造诣，

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歌曲创作方面。他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及人民

群众的音乐审美习惯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和通俗、质朴、自然和生动的艺术特色。他以民间分节歌形式写作了许

多叙事歌曲，文革前最著名的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等，生动地反映了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英雄事迹，歌曲曲调亲切动听、结

构简练严谨，曾流行于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运用北方说唱音乐、

戏曲音乐的艺术手法于歌曲创作之中，扩大了歌曲体裁的表现容量。他

还创作了解放以后最著名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1964年由春

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劫夫歌曲选》，其中收入了他在各个历史时

期的主要歌曲作品205首。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劫夫的歌曲创作也随之全民的崇拜浪潮进入了一个特

别的时代，他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

的“语录歌”，他不但是“毛主席语录歌”的创始人，他还为毛泽东公

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

品，并被广为传唱。

当时，中国的主要媒体是这样评价这件事的：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

报》第一次刊登毛主席语录歌时，编者按说：“这是一种崭新的形式。”

即这种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崭新的音乐形式。

1966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发表第三批毛主席语录歌的编者按说：

“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说，我们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唱起毛主席

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唱

起毛主席语录歌就更觉得毛主席在我们身边。唱起毛主席语录歌，就越

是心红眼亮，斗志昂扬！”

《文汇报》1966年11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说：“为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

曲，是帮助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崭新而有效的一种形式……我们

越唱毛主席关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语录，越是从心里感到毛泽东思

想的伟大，人民群众的伟大！”

上海的《解放日报》的一篇报导中说：“用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

义者毛主席的语录谱成的歌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经出现，就

立即成为我国亿万革命人民最心爱的革命战歌，成为亿万革命人民进行

革命斗争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毛主席语录歌的出现和迅速普及，是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表现，

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李劫夫在沈阳工作，因此沈阳是“语录歌”的发源地，是从沈阳诞

生并流传到全国各地的。 “文革”期间，李劫夫所引领的 “语录歌”

狂潮，使歌曲彻底“异化”成了“文革”的政治工具。分析它的某些

艺术特点，如曲调来自语录，尽量将曲调规范化、对称化，在旋律上

力求简单而有效果，节拍、调式上极度贫乏。“文革”时期专制制度

统治下的盲从观念，使李劫夫完全失去了作为音乐家的独立思考能力；

特殊的路线斗争的经验，使他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终于形成了惨痛的

“李劫夫悲剧”，成为一个十分令人痛心的阴谋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李劫夫是个激进的红色作曲家，他为林副统帅亲自创作的《毛主席语

录》“前言”谱的曲子，简直就是中外音乐史上空前绝后的作品了，

那干巴巴的内容，口号式的文字，长长的颂歌，居然可以唱足20多分

钟。没有音乐的天分和没有狂热的政治激情，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歌

曲的，自然也不知道陷入政治斗争漩涡的险恶！

文革中，据说有人居然要把《毛泽东选集》4卷本全部谱上曲子让全国

人民唱颂，我想，这大概就是李劫夫了。

李劫夫，一个朴实的从农村来的音乐天才，直接将自己和疯狂的时代连

在一起，随着时代的残酷变化，随着政治中的残酷斗争，就像许多中国

特色的政治弄潮儿一样，在歌声中，掌声中，辉煌中，悲哀的命运正在

等待着他的到来---这也许就应了那句话：爬的越高，跌的越重！

李劫夫悲剧的由来---

　　现在的人们已经遗忘了李劫夫了，但经过“文革”的人，唱过红色

语录歌的人，是能够想起李劫夫的，那首著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

还有《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些歌曲在“文革”中不仅是耳熟能详，

而是人人会唱，这些歌都是李劫夫作曲。我在小学4年级唱过的《歌唱

二小放牛郎》也是李劫夫的作曲作品：“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

不知道哪儿去了……”

　　李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

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写了两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在

“文革”中被人传唱不衰。尽管这样，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

依然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

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幸亏，当

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

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

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

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

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

还算幸运和宽大，没给他戴正式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只需作一番检

讨就行了。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李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间，

他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李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我

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唱了几句

《我们走在大路上》。

　　受到周恩来的鼓舞，李劫夫在灾区还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

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无疑，李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

以说，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但是从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

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李

劫夫站错队了吗？劫夫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

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

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李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8年8月）。

李劫夫的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罪名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

团”。他怎么会陷到“林彪反革命集团”中去呢？用一句政治术语说，

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胆小怕事，因为，他是个音

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

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

偏偏又看到过许多个人政治生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

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但是，他在中国的十分复杂的政治风浪中，躲过了第一劫，却难以躲过

第二劫---

果然，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

卫兵批斗和抄家的厄运。对此，李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

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李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

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

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职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对李劫夫影响极大。当时沈阳音乐

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

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李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

（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

“红造团”劫走院长李劫夫，于1967年1月15日，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

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1967年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成员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

来到李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并住进了北京航空学

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

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李劫夫弄走的。

　　1967年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李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

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

同意“保”李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李劫夫所创作的歌曲《我们走

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

因为受到中央要害人物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

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仅过了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

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

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

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回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

报》招待所。在以后一年多中，李劫夫的大多数时间都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李劫夫零星但非正式

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

主席语录》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的至今在每个

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

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

还被邀请出席了当年中共中央举行的“八一”盛大宴会。

文革”初期“语录歌”在国内的传唱情况，真可以说是家喻户唱，老少

咸宜。因此后来有人戏称语录歌是“文革”中的“流行歌曲”。从其流

传的广度来说，“语录歌”的确当之无愧！

　　李劫夫的语录歌在海外或外国人中流传的情况很少见到报导。仅见

的两则记载是：(一)1967年“草田指挥的合唱团”在香港大会堂举行

“中国现代歌曲演唱会”，其中有一首《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

胞的伪军、伪警提出警告》的毛主席语录歌遭到了港英当局的禁唱，当

时，“主办者在场上宣读了抗议信，于是听众振臂抗议，高呼口号，情

绪激昂。”(二)据《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8日报导《阿尔巴尼亚国家

歌舞团在北京首次演出》中提到：整个演出是在歌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和恩维尔•霍查同志和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嘹亮歌声中开

始，以后的节目中，一位阿尔巴尼亚歌唱演员手臂上还戴着‘红卫兵’

袖章，高举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走向台前，随着手风琴的伴奏，

用中国话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

阿尔巴尼亚文艺战友对毛主席的热爱使首都观众很激动，这时台上台下

同声高唱：“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

情也做不成了。

当年我在中国电影《新闻简报》中也看到这一情景了。

李劫夫不断的创作革命歌曲和语录歌曲，使得他在文革中不像其他当权

者“靠边站”，或是挨打，挨批，成了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虽然林彪接见他，虽然说只是为了太太热心帮林彪的女儿介绍男朋友。

无论如何，那时候，是劫夫的艺术生命和政治生命中，获得了最高，最

辉煌的一顶皇冠。对人的忠厚，对艺术的痴情，对党和领袖的愚忠，对

副主席的感恩，他为林彪写出了《重上井岗山》。

1970年的一天，他的夫人张洛在林彪的干将李作鹏的家里偶然看到了林

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

回沈阳时带给了李劫夫。

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瘾了的李劫夫，主动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

谱了曲。后来，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总参谋长黄永

胜与空军司令吴法宪以及林彪的老婆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

他吃了一餐饭。其间，李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

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

壮”。

那时，李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除为《毛主席语录》谱曲外，他

还加强了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这是导致劫夫陷入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洞

的开端。劫夫1943年就与黄永胜认识。上世纪60年代初，李劫夫将黄永

胜年仅12岁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学音乐，并让他住到自己

家中。后来，黄永胜的妻子项辉方还让黄春跃做了劫夫的干儿子。

那么，李劫夫又是怎样和副统帅林彪套上关系的呢？这个问题说来蹊跷：

1968年初的一天，黄永胜夫人项辉芳告知李劫夫夫人张洛，叶群委托她

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

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林豆豆找了一个小伙子，叶群

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

林彪接见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

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李劫夫介绍给了林彪，为李劫夫大肆吹捧了一顿，

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

例行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很好！

这是李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副统帅的接见。

　虽说事情由“作媒”做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的亲切接见，毕

竟是一件人生大事。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

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在后来林彪事件发生后便成为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成

为李劫夫的一桩重大罪行。

　　除以上两个问题以外，劫夫还有以下一个“投靠林彪集团”的严重

问题----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

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古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

部出了事？毛泽东病危了？到了国庆节那天，李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像

往年那样举行国庆庆祝活动，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

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猜想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

江青集团而接了班。

     他以为老态龙钟的毛主席要是去世了，那么，林副主席自然将成为党

的主席，全国人民必然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跟着林主席向前进啦！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操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

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

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李劫

夫就告诉她：毛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如果林彪接了班，咱们就

可以及时把这首歌拿出去！

。不过，歌词还没写一个字，歌谱还没有一个音符，他就在太太的警告

下，便撕掉了刚写了歌名的那张纸---

　　想不到，他太太在后来隔离审查的“学习班”中，将他所犯的

“罪行”一一供了出来----

　自以为政治觉悟特别高的的李劫夫，被自己盲目的信仰所迷惑，大好

的艺术天分当了独裁政治家政治宣传的奴役工具，是劫夫的一个悲哀；

这是李劫夫在政治上判断失误，站错了队所导致的人生悲剧！

     众所周知，在文革中，家家或多或少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自古以来，

任何处在动荡的大时代？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每个时代，

都可能有意外的逆境，何况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浩劫”中？赵丹女

儿赵箐写道：文革中，赵丹被关进牢房，夫人黄宗英马上要和他办离婚，

和他脱离关系，为的是不要“连累”孩子的毕业分配。赵箐马上上门哀

求这位“后娘”，说赵丹第二次冤狱，（上一次在解放前的新疆）如果

家人都抛弃他，他会崩溃，他会吃不消---，黄宗英总算没有当了“大

难临头各自飞”的“同林鸟”。海归大作家老舍，红卫兵斗他，他还摆

弄了牌子，据说是瞌到红卫兵而发怒了，挨打了，去自杀了。劫夫的所

谓的“罪状”--就别说和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相比较显得多么微不

足道。为林彪诗词《重上井岗山》谱曲的时候，个个都在喊“永远健

康”呀！在林出逃之前，江青还为他拍个人封面相片呢！所以，林彪出

逃五年来，被隔离的劫夫还都安然无事。专案组的人谁没唱过他的歌？

谁不知道他是艺术家脾性没有政治野心？谁不知道他只是忠心耿耿为党

为领袖--为人民？然而，致命的打击来了，连同情他的专案组人员都束

手无策。

       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李劫夫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对他

进行隔离审查，结果经他太太的供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李劫夫

居然还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的题目，

这是在全国乃至全军是独一无二的。于是10月20日，李劫夫夫妇从锦州

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逮走，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

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严加进行政治审查。

　　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

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却大大强

过正式监狱。

　　首先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

轮番上阵来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亲人的前途威胁恐吓你，没日没

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

况下，除非是曾受过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的秘密长期

守住的。

　　终于，老天前来唤他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

“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消息。1976年

12月17日，中午12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终于猝逝于“学习

班”。

　　1979年，辽宁省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如下结论：“李劫夫积极投靠

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

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这是官方

对李劫夫问题做出的最后正式结论。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

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

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其一，以当时他的地位，他

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的，并且，也的确没有劫夫参与了林

彪集团活动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

写歌的文化人，并非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个被写进了

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

什么投靠。

1981年7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路

见不平，公开说话了。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

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

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7月24日，《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

刊登了吕骥的这番话。

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等，

同首都数万名群众一道，齐声高歌了《我们走在大路上》。

1999年庆祝50周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展示1960

年代成果的方队经过广场时，伴随着前进步伐的，便是高昂的《我们走

在大路上》的乐曲。《完》

吴之如发表于2011-03-22 19:31|

作者： 老油(2011-03-21 16:52 )  # 5楼  
小时候就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唱一首革命歌曲，等于上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好像是林彪说的。



吴之如感言：

老油先生所忆
正是时下所有中年以上的人们所经历过的事
相信人们都还记得
毕竟
要让亿万人都永远忘掉那段历史
很难很难

在中国
全党全军全民大唱红歌的高潮
非文革时期莫属
这当中
“林副统帅”功不可没

假如这样的高潮再现
那么
或许意味着文革的再演

吴之如发表于2011-03-23 19:15|

[转贴]红歌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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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次转到微评 青原山人 于 2011-3-23 17:30:3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红”歌是什么东西？


     ----近日，偶见电视台举行《红歌会》，你刚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刷下去的哭哭啼啼，留下来的手舞足蹈，每场结尾，是齐唱“。。。。唱歌要唱最红的歌。。。。”



    我有点疑惑，歌曲的颜色是怎么划分的呢？你唱的是红歌，那什么是绿歌？什么是黄歌，黑歌？还有白歌呢？请教同事，有人说“歌颂##的就是红歌嘛，这还不知道，晕！”。我的确有点晕，因为我听到《红歌会》上也有唱“康定情歌”，唱“小河淌水”，还有唱歌剧《茶花女》中“祝酒歌”的，按照《红歌会》的标准，这是什么颜色啊？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强迫我们老百姓：献红心，唱红歌，读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什么人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一不留神，唱“红歌”唱走了一点，就叫你粉身碎骨，家破人亡。确有其事：记得当时有一首歌颂MAO的新疆歌《萨拉姆，MAOZHUXI》，这歌开头一句是“MAOZHUXI呀MAOZHUXI,我们日夜想念您。。。”最后一句是“萨拉姆，ＭＡＯ　ＺＨＵＸＩ“，“萨拉姆”在维吾尔语里的意思是“万岁”，造反派命令一下，要大家排练成一个歌舞，于是就唱起来。有个老实巴交的青年工人，江西老表，普通话太差，他把最后一句唱成了“萨拉个ＭＡＯＺＨＵＸＩ”，被一个造反派头头狗耳朵听出来！这下可了不得，立即停止排练，把他拉出来捆上，头被铁棍敲了几个血窟窿，颈脖上挂木板，上边写“现行反革命”，居然要“杀那个ＭＡＯＺＨＵＸＩ"这还得了，拷问他一个晚上，问他“谁是主使，反革命计划是什么，怎么去杀，”第二天上班时候，听说他死了，是挨打，痛 得熬不过，摸电闸触电死的。许多年过去了，我总忘不了那个工人，一听说唱“红歌”，就想会起他那张流着鲜血的脸。



    唱歌，心想唱歌你就唱。慷慨激昂地唱，悲痛欲绝地唱，欢乐潇洒地唱，玩世不恭地唱。。。。。只要不妨碍别人，都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自由。现在都２１世纪了，又有人挖空心思要把歌分成什么“红歌”“白歌”，是不是又要搞什么名堂啊？



   ————据说最红的歌，是〈国际歌〉和〈东方红〉，国际歌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１８７１年创作，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歌，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教导我们：“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东方红》里唱道：“．．．．．呼二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他是人民大救星．．．＂





       晕，这“救世主”和“大救星”有什么区别吗？

       都是最“红”的歌，怎么唱得不一样呢？

　　

     我也是老来更糊涂，分不清“救世主”和“大救星”有什么区别，有人告诉我：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真的吗？那么我这样唱：



----《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什么大救星，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东方红》

。。。。。呼二嘿哟，他是人民救世主。。。。。。



大家听了有什么感觉？



我听了倒是明白了一点。

老油发表于2011-03-29 18:59|

打黑唱红的深层次内涵，也许在若干年后会有另一番解读。

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风云，让我们学会在某个问题的上下左右前后等多个方面去找答案。

裤子发表于2011-03-30 08:22|

在那年月，越有才的越倒霉。
荣亦倒霉，辱亦倒霉，
辱，此时倒霉，
荣，彼时倒霉，
因为那是个倒霉的年代。
倒霉的年代只有倒霉的人，
包括霸主自己——好好想想：
他能算得上是个成功的人，
但他算得上是一个幸福的人吗？ 本贴最后由 裤子 于 2011-03-30 08:34 编辑过。

吴之如发表于2011-03-30 10:37|

作者： 裤子(2011-03-30 08:22 )  # 11楼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在那年月，越有才的越倒霉。
荣亦倒霉，辱亦倒霉，
辱，此时倒霉，
荣，彼时倒霉，
因为那是个倒霉的年代。
倒霉的年代只有倒霉的人，
包括霸主自己——好好想想：
他能算得上是个成功的人，
但他算得上是一个幸福的人吗？



吴之如感言：

裤子先生说得好

没有政治文明
倒霉的不止是被统治者
其实统治者自己也不得安宁

那个极左横行的年代
不止是百姓受苦
当权者们也是朝荣暮辱
惶惶不可终日

除了野心家梦想文革复活
天下人谁不希望政治清明社会和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