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之如发表于2015-04-07 11:09|

[转帖]环球网开始见风使舵了：“区伯嫖娼”撕开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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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道士 于 2015/4/7 4:18:5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区伯嫖娼”撕开了什么？


    http://opinion.huanqiu.com/plrd/2015-04/6099864.html

    “广州区伯”区少坤湖南长沙“3.26嫖娼”事件注定影响深远。4月3日凤凰网独家采访了区伯的“嫖友”冼耀均，长沙警方踢烂房间门捉嫖的低劣办案手段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此前，区伯就拒不承认嫖娼，面对长沙政法频道的镜头，喊冤叫屈，可是播出的画面居然是他为嫖娼而悔过和道歉。

    据冼老伯说，当时有三个门被警察踢烂，他是因为不让解大便才低头配合认罪的，那个“彭国栋”更是挨了三个耳光后变老实的。当然他和区伯是重点，区伯是重点之重点。“彭国栋”翌日就被放出，人家区伯是5天后被广州警方接走的，回广州后区伯又“被旅游，在路上”，既荣耀还光彩，有着“最惠国待遇”。

    有人质疑，区伯行政拘留期满后就是个自由人了，该干啥干啥，何劳公家车队侍候？真闹不清广州警方怎么这么殷勤热情？广州冼村“钉子户” 冼耀均因为不如区伯闻名，“被嫖娼”之后肯定更为失落。自然，原本监督公车私用的区伯，从长沙看守所出来后就开始公车私用，还公款旅游。这些行踪给人的判断是，区伯“嫖娼”区伯“公车私用”区伯“公款旅游”，看你今后如何做人？如何信誓旦旦继续监督公车私用？

    这是个“互联网+”的时代。不管怎么说，区伯的通信自由没被剥夺，走出拘留所，他就可以告诉我们“嫖娼”的真相。面对美色，他倒下了；请问换做你我，会不会倒下？区伯没谈价钱，没有交易，没有发生性关系，但他应该有起码判断，就是一定有人付钱，否则天上怎能掉馅饼呢？但他也一定有这样的判断，既然有人付钱，那么这个人就涉嫌“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罪加一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就是说，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其实，那三个失足女孩也告诉冼老伯，以往根本不会有啥安全问题，那天警察上门时她们还以为区伯一行是官员呢。为官员嫖娼设局是常有的事，为老百姓嫖娼设局却不常有，一个是赚，一个是赔，傻子都知道。

    这一次，区伯和冼老伯“被嫖娼”，因为那俩小王“春桑”和陈老板逃之夭夭，我们还不知道这俩人何以苦心孤诣制造这种新闻。一者，花费和投入不算小，吃饭喝五粮液唱歌要陪唱小姐先不说，但是一人1200元的嫖资也够骇人的；二者，冒着“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危险，举报之后让长沙警方陷入不义和麻烦之中，警察当着手拿钥匙的大堂经理的面肆意踢烂门不说，还不亮证执法，泄露嫖娼信息，到看守所里那个女所长还说什么区伯死了算她的，她来负责，一路走下来，长沙警方把手里的公权力胡乱行使，极有流氓成性的意味。

    鲁迅说过，有缺点的战士永远还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不过还是苍蝇。吃着低保的区伯是不可能去嫖娼的，冼老伯也不会，因为他们是战士。可是我们分明看见了到处乱飞的苍蝇，尽管他们说嫖娼证据多完美多齐全，他们也决不是战士。

    显然，我们也分明看见，区伯所受的“最惠国待遇”并非偶然，62岁的老人经历的世事一抓一大把，如果在这次再度爆红之际，冷不丁说点什么，揭了什么，一定不是啥好事。与其这样，真不如先好吃好喝好玩地“保护”起来，等风头一过，他也任性不起来了。什么是宣传之道？这就是，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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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帖人：山阴道士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 2015/4/7 4:31:10    跟帖回复： 消费观察——理性看待消费   第 4 楼    《中国日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xfly/2015-04-05/content_13496696.html


韩玉印：“区伯嫖娼”“预期”不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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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区伯果然是一个凡人，“我是一步一步被推下去的。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区伯嫖娼”“预期”不会实现，它只能锻炼了区伯，锻炼了网友，让公众更加认清了一些人的嘴脸，更加激起了公众对公车私用的愤懑。

    区伯果然是一个凡人，“我是一步一步被推下去的。我是一个正常的、普通的男人，和其他男人一样的男人，是有七情六欲的男人。赤裸身体抱着你，你一点冲动都没有，一点也不动心，那不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区伯嫖娼”不会按照一些人的“预期”发展下去。这一点早被区伯料到了：你越是认为卖淫嫖娼不光彩，他们就越是利用你们的这种心理，让你自惭形秽，让你不再多管闲事，让你收手。因此，制造“区伯嫖娼”的意义并非在拘留5日，重点是毁掉区伯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使其永远失去公众，永远发不出声音，重点在通过他的家人为区伯施加压力，让他就此放手。由此观之，制造一起“区伯嫖娼”，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其用心何其毒也！

    也许，一些人的如意算盘真的打错了，甚至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如果认为，“嫖娼”事件发生之后，区伯就会禁言，甚至无颜见江东父老了，真的太天真了，太一厢情愿了。我们相信，“区伯嫖娼”不仅不会让区伯失去公众，相反，公众更需要区伯，更看清了一些人内心之龌龊，更加重了公众对“区伯嫖娼”的质疑。

    “我和陈老板并不熟识，为何会花钱给我们安排姑娘？”，难道嫖娼事件发生后人间蒸发了的陈老板陈佳罗，以及子虚乌有的“公司地址位于长沙市车站北路凯旋国际B座1501”，２３时许还能准确捕捉到“区伯嫖娼”的那双“群众举报”的眼睛，还有“神兵天降”的警察，这一切都在为区伯嫖娼准备好了？

    尽管区伯认为“没有确凿证据，不会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但为什么只有“区伯嫖娼”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而他曾怀疑过得涉嫌公车私用，牌照为“粤OA2401”的银色丰田公务车，却没有了下文？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区伯嫖娼”“预期”不会实现，它只能锻炼了区伯，锻炼了网友，让公众更加认清了一些人的嘴脸，更加激起了公众对公车私用的愤懑。

    我们相信，“区伯嫖娼”，不仅区伯不会原谅，网友也定会穷追不舍，究竟谁在背后主使，一定会真相大白。

吴之如发表于2015-04-07 15:21|

[转帖]新华网：北京市中心，不适宜用做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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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hutian 于 2015-4-6 23:36:3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新华网北京4月6日电 北京市中心，不适宜用做墓地。（“新华视点”记者翟永冠、刘怀丕、王珏玢）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规定，要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严格限制公墓墓穴占地面积。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殡葬管理条例》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解释则规定，埋葬骨灰的单人、双人合葬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数次全国殡葬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不得销售超面积、豪华墓位，各省区市也先后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

    “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调查却发现，超面积的墓地并不少见，花费数百万元的“豪华墓”也颇为常见。有一些“豪华墓”是有钱人为了追求所谓的风水或者单纯“斗富”；有一些是党员干部违规修建“豪华墓”，有的存在受贿或贪污公款问题。

    “高端产品”占地十多平方米

    山西一家名为寿仙施孝园的经营性公墓，其官方网站介绍，该公墓总投资5．8亿元，位于山西省某国家森林公园内，园区及周边景区占地近万亩，目标是打造山西顶尖全国一流的生态陵园。据负责销售的冯总监介绍，公墓里的一块普通墓地要两三万元，根据地理位置、风水讲究、设计理念等不同，好墓地的价格没法说。

    一位杜姓工作人员带记者参观，并介绍了三种已建成的“高端产品”，分别是占地14．5平方米价格36万元的“庭院式墓地”、占地至少13平方米价格约50万元的“单层凉亭式墓地”，以及占地面积约20平方米价格约60万元的“双层凉亭式墓地”。

    记者看到，“庭院式墓地”由松柏围出一片空地，墓碑坐落于后，形似一个庭院，有的松柏外还建有护栏，门口位置放有大型石雕。“单层凉亭式墓地”分为晚霞红和青灰两类石材，亭子旁栽有柳树。“二层凉亭式墓地”两层建筑高约5米，6根石质亭柱上盘龙雕刻做工精细。

    天津北部山区的元宝山庄陵园，工作人员介绍，墓地每平方米最便宜的价格是48800元，并且不管国家怎么规定，“想买几平方米都可以，全算下来一块墓地花费上百万元也是有的。”

    在天津市津南区的天津寝园公墓，销售人员介绍，有风水比较好的区域，门槛价格是35万元起，占地3．6平方米。“有的人想要墓地豪华一些，可以买两块。再加上墓碑、雕像等，花费小一百万元。”

    记者4月1日在位于南京市溧水区的美人山公墓看到，目前墓园内有两处超大墓，占地总面积超过260平方米，购买时售价超过80万元。

    三类人群消费“豪华墓”

    豪华墓地谁在消费？据记者调查，一些“土豪”为了“风水好”或者“斗富”不惜重金修建豪华墓地，一些党员干部违规修建“豪华墓”，甚至有贪腐行为。

    －－老百姓建造豪华墓现象逐渐抬头。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陈华文长期进行殡葬方面的研究，他告诉记者，近年来在基层调研发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百姓建造豪华墓的现象逐渐抬头，并且有扩大的趋势。

    在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建“豪华墓”攀比之风颇为盛行。一些墓地毁山建林兴建，雕栏玉砌，墓前石雕、配对石狮、雕花石柱等皆是标配，动辄占地数百平方米甚至数亩，花费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土豪”为求“风水好”。在寿仙施孝园公墓，销售人员说他们这里坐北朝南，青山环绕，风水很好，很多有钱人愿意过来买，客户覆盖太原、阳泉、榆次、孝义和忻州等地。“他们图什么？越有钱的人越讲究风水。”销售人员说。

    －－党员干部违规修墓。在山西太原附近一家公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这里的高端客户从一开始就有官员，有些豪华墓墓碑上没刻名字，“‘当官的’怕让别人知道，名字都不刻了”。在带领记者参观时，工作人员指着一处价值36万元的“庭院式墓地”说，这个刚使用没多久，是山西省某厅级单位官员家的。

    更有甚者，一些官员的“豪华墓”是靠贪腐得来的。今年1月，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涉嫌受贿一案公开审理。检察机关指控，季建业曾以低于市场价50多万元的价格，购买某公墓墓穴用地，占地面积为150多平方米。2014年9月，广东农民林培强在广州中院受审，其与广东省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联手，以“复垦耕地、加强生态环境整治和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为由，共同贪污350万元公款用于“造阴宅、求风水”。

    “豪华墓”为何管不好？

    《殡葬管理条例》已经出台近20年，各地也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以天津为例，在国家政策出台之后，天津也出台了《天津市殡葬管理条例》及相应的实施办法。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何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的“豪华墓”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执法力量不足。天津市殡葬事业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豪华墓”多地“开花”，但殡葬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力量不足，以有限的人手监督检查数量庞大的墓地经营主体，力不从心，甚至不排除一些地方“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墓地经营者和行政主管部门本就是“穿一条裤子”，更别说承担起监督查处的职责了。

    －－相关规定不明确。目前，对于现有的“豪华墓”如何处理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修建“豪华墓”的个人和公墓管理方应怎样处罚也没有详细的规定。南京市溧水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4月1日表示，已经向美人山墓园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对两处超标大墓尽快整改。“毕竟墓穴不可能像违建，说拆就拆了，整改方案还需要和墓主家属进行沟通才能最后敲定。”

    如何清理整治“豪华墓”？陈华文建议，要严格执法，加强执法监督力度，在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的基础上，探索制度化监督体制建设。同时，对于违反规定的个人和公墓管理方，要有明确的处罚规定，让法律法规真正“长出牙齿”。天津市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则重点提出，中央对“豪华墓”明令禁止，对于党员干部违反规定的，要从严从重处理。“党员干部身份特殊，对社会的影响比较大，可以把对党员干部的殡葬事务列入申报事项，切实保证有关规定贯彻落实。”

    另外，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市政协常委万建中说，建设“豪华墓”反映了一种丧葬习俗和文化，应该多做工作，逐步形成生态安葬、文明低碳祭扫的殡葬新风。北京市中心，不适宜用做墓地。

    http://news.ifeng.com/a/20150406/43491753_0.shtml

吴之如发表于2015-04-11 17:22|

[转贴]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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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生两娃 于 2014-12-31 10:14: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

   

    一九八○年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问到文革死了多少人时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文革结束后叶剑英讲话，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文革结束时华国锋主席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作家秦牧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浩劫，几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公开进行！”

    “几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R.J.Rummel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应在二百万以上。 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

    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横扫”，始于红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北京市被抄家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著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这边……，把五类份子的情况提供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五类份子”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他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不能勉强。”谢富治召集各省市公安厅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一个省公安厅长问：“拘捕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们拘捕打死人的红卫兵，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红卫兵打死人合法化，在这批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各省市公安局长们还是有顾虑的，他们担心放手让学生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会被追究。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复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杀人睁一眼闭一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后来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中被杀者应不下十万人。

    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立即被揪出。一九七○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发不出声，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用板子压住舌头，不让他们发声。

    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压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

    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刽子手割断其喉管。

    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批准了对反革命犯施行枪决前予以割喉这一“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至一九七五年处死张志新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张志新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旁边一个女管教员见状，惨叫一声，吓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除了被杀，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不同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巴金回忆道：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

    1966年8月，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不叫你死，你要死，死了活该。”

    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有文革学者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武斗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

    1967-1968年的武斗是死人的第二波高峰。全国性的武斗起于67年新疆。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

    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武斗中死了多少人？陕西省数据，勉县死亡85人、蒲城34人、安康县784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惨烈，当地是中国的军工基地。军分区和空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双方死伤不计其数。

    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残废。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嵊县战死191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二十军政委南萍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27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打死的；在富阳打死135人，打残319人，烧毁房屋1200余间。

    云南军队围剿名为滇西挺进队的群众组织，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杀战俘也是武斗死人的一大因素。河北雄县由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滥杀俘虏286人，自杀20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

    江西宜丰县的一派到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百姓。

    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死亡的学生的讣告，上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路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被打破头颅、鲜血迸流。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最多,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以上。

    1968-1969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

    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5063人被揪斗，236人死亡。宝山县揪斗1702人，死亡达334人。”

    人口特别少的县，被清队整死的人数才会低于100。如中苏边境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1500多人，65人死亡。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只有110户人家的桦田生产队竟有41人被揪斗致死致伤。

    各级革委会是这场运动的执行者。他们私立公堂、严刑拷打，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强加子虚乌有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反党”等各种‘阶级敌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指示：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清队运动样板。1400名1949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900多人被审查，14名老工人自杀。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清队重点。湖南大学革委会成立后，被捕的有三百多人，自杀18人，折磨致死6人，中科院上海分院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2人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获救未死。

    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抿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开始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分子。仅此一案，云南138万人被牵连，17000余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就打死了1473人，打残9661人。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

    1968年2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宣布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就是反革命。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同伙，是黑窝”，该局1200余干警被审查，滥施酷刑。包括公安局长江枫在内被整死44人。

    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人死于非命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年，该党恢复，由早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乌兰夫领导。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在整个内蒙古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人党分子。全内蒙古有34万余人被刑讯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废的多达87180人，整死16222人。

    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七○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大批中国人自杀之事件。譬如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后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杀政治犯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枪决一十七人，判刑十二人，戴“反革命”帽子二十五人，二十人自杀身亡。

    一九七○年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近十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十二人，三名“死刑，立即执行”。被枪决者之一的吴述樟年仅二十二岁，最大的罪恶时：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三月二十二日，甘肃省会兰州的万人宣判大会结束后，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形场。被杀者之一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被冤枉的确实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一九七○年十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著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著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Hai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Hai，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结语：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

    本文推荐人：高老庄 资深媒体人

吴之如发表于2015-04-19 16:49|

[转帖]史国良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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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一笔 于 2015/4/15 17:36:1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这几天，“毕..姥爷”摊上事儿了，不但他成了事件焦点，餐桌上那个光头也因凸显而引人注目，他就是才子画家史国良。

    史国良毕业于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曾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教师，曾出国，在加拿大遇到星云大师后出家，后又回国，以“画僧”入世，任中央美院、首都师范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同时在中国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任研究员。

    正巧手头有史国良写的两本书，《回望红尘》和《悲欣交集》。书中有他“出世”、“入世”的许多往事，其中有他“文革”中和女老师的一段故事读了让人动容：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人们都疯了……那时，上边今天打倒‘刘、邓、陶’，明天打倒‘杨、余、付’；说这个是变色龙，说那个是小爬虫。班主任申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一个个点说那些被揪出来的政治人物的名字时，失口说林彪也是变色龙。这完全是口误，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还在继续往下讲呢，可我们这些孩子却听得清清楚楚。她敢说林副主席是变色龙，她是反革命！我坐不住了，跟同桌的王启亮同学嘀咕一番，结果没等到下课，我俩就非要去厕所，其实是跑到革委会报告去了。

    革委会的彭主任，听我们讲后很兴奋，说申老师是地主出身，家里还挂着‘五世同堂’的匾，念念不忘她那个地主家庭，现在竟敢说林副主席是变色龙，无疑是典型的反革命！然后警察来了，让我们写材料，写好后，按手印。一按手印，我心里就害怕了，那时看过电影《白毛女》，杨白劳卖喜儿被迫按手印，现在让我们按手印，肯定是特别严重的一件事情，于是浑身哆嗦。那边就安慰我：‘不要紧，你们革命小将警惕性最高，毛主席早就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要勇于和阶级敌人作斗争。’

    申老师叫申世恩，平日对我特别好。她做家访，总是夸学生，从未在家长面前告状。她常夸我会画画，对我父母说，这孩子特别有才气，将来说不定就是一个画家，叮嘱我父母在这方面多培养我。我爸我妈十分重视我画画，与申老师的提醒与鼓励分不开。我上课画画不听讲，申老师当然不高兴啦，但她激励我说：‘你要多考一分，我就让你画画。’她办工室的玻璃板底下压着我的画，每次她找我，即使是批评我，但我一看到玻璃板底下的画，就特别高兴，特有成就感。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我竟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她，可见那时的政治氛围对一个孩子的心灵有多大的伤害。

    抓申老师的前一天晚上，她还来我家家访。她的脸色很沉重，轻轻地问我：‘你真的听到我说林副主席是变色龙了吗？’我点了点头。她长叹了一声说：‘唉，我怎么一点儿都不记得呢？’她临走时对妈说，不怪史国良，他是孩子，不懂事。老师走后，我妈追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她一听就火了，拿起笤帚疙瘩没头没脸地抽打我。边打边责骂：‘这么点儿小孩怎么变得这么坏，这是缺德的事，害人的事……。’她每一下抽打，都在唤起我潜在的人性。

    申老师被关进了牛棚，让她干重活，拉砖坯。看着她被批判、挨打，我特别难受。批斗时，让她站在三个椅子摞成的高处，挂着一个大牌子，撅着。脚底下摇晃，脸上的汗珠子往下滚。她名字叫申世恩，造反派说她的这个名字也很反动，她是吃剥削饭长大的，还要世世代代不忘地主家庭的恩情，这就是想翻天。拿皮绳鞭抽她，一鞭子下去，她身上马上起了一大串红络子。

    因为申老师老不交代‘问题’，就说她很顽固，把她关到厕所里了。学校西南角有个厕所，在低洼处，一下雨，里面全是漂着屎尿蛆。在那里放了两张废弃的课桌，让她在里面写材料，光着脚，腿都泡发了，泡白了。我拿了几个西红柿给申老师送去，她说：‘这是我今年吃到的第一个西红柿，你知道吗，我最爱吃西红柿了。’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会是这样。’她说：‘你是孩子，不懂事，不怪你。’后来，只要有人打申老师，我就护着。打人的学生，都是我们那一带的孩子，都认识。我叫上我姐我哥，在那儿护着申老师，不允许他们打。邻居家有个孩子，打人比较狠，拿关门闸的弹簧打老师。弹簧一使劲甩开了，拉老长，落到人身上，一下了停住了，弹簧就缩回来，把肉都夹在里面，然后再一楸，一溜皮肉就拽了下来。他拿这个打申老师，我们就跟他打架，我家孩子多，堵在他家门口打他。

    申老师是因为我的检举而被抓，被打成反革命的，多少年之后，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年纪越大越觉得亏心……‘文革’后，申老师调走了，掉到何处，不知道。后来，只要遇到学校的同学和老师，我就打听申老师的下落，找她找了三十年，道歉的话始终含在嘴里，没有吐出来。2000年的时候，《北京青年报》征文，题目叫‘真想给你拜个年’，我写了《申老师您在哪》，讲出了这个小故事。这是压在我心头三十多年的一块大石头，想起那段经历，我就喘不过气来。文章登出的第二天，报社来电话，说：‘史国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申老师找到了。’我半天没回过神儿来，媒体太厉害了。接通申老师电话后，我哭了，我想把压了三十多年的道歉话，一口气吐出来。老师说：‘你还记得这事呀？你小嘛，我说了，不怪你，都过去了。’我说，我一定要见您。于是当天我就到了她家。老师还是那样，圆脸，两个酒窝，只是头发全白了。我俩抱着痛哭，她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别哭了，别哭了，这事都过去了，老师不怪你……’

    中央电视台的崔永元看了报道后，来找我，要做一期《实话实说》，申老师也同意上节目。录制时，讲到动情处，我哭了起来。原来没想到讲故事会控制不住，没有带纸巾，没有带手绢，崔永元就把他的手绢给了我。但讲着讲着，他也哭了起来，也没有什么东西擦泪水了。随后，观众席上，也有很多人哭了。于是，暂停录制，送来一大摞餐巾纸分给大家……

    这期节目播出后，国内外又有多家报纸和电视台做了采访。我想，无论是年老的人还是年轻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有相近的良知和道德情感，当然，对于人性的复归，也有相同的期待。”

    “文革”给一代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想到这段历史就会让过来人不寒而栗。“文革”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耻辱，其余毒的消解可能需要很久，远远不是“过了就过去了”那么简单。

    “毕门案”闹哄了好几天，甚至搞得全国人民“围观”。我们的国家已开启了法治社会的新纪元，相信案里案外的人多数都是善良的，相信都会有正确的认知。如果人有罪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如果只是因为餐桌上白话的一个“段子”就引来如此般群情激奋，实在过于夸张。我们这个民族正在走向成熟，“同室操戈”这种事儿相信会越来越少了。中国人正在新一届领导人的带领下走向美好的未来，我们还是多考虑考虑怎样迎接这个伟大的时代吧！

吴之如发表于2015-04-22 06:02|

[转贴]“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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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看吴钩 于 2015-4-20 6:44:38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首先声明，说这句话的不是我。没看我用引号引住了啊，打死我我也不敢这么说——讲这话的是廖承志。

    廖承志是何许人？告诉你，他是国父孙中山左膀右臂廖仲恺的儿子，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廖辉的父亲。廖承志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职。廖承志不但学识渊博，通晓五国语言，擅长诗词、书画、戏剧。而且性格活泼、诙谐幽默，平常总是嘻嘻哈哈爱开玩笑。甚至下级向他汇报工作，他也是没个正经，拿腔拿调地学着别人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

    1948年4月30日，毛、周、刘、朱、任五大书记正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书记扩大会议（又称城南庄会议）。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的廖承志从涉县发来一封电报，电报内容令与会的五大书记忍俊不禁：“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下级干部对上级领导、对中央，竟敢使用这种不恭敬的语言？当罗青长将电报送给周恩来时，谁知周恩来看罢，只是一笑：“这个小廖，吊儿郎当的！”

    有了廖承志问“屁”的引子，在阜平城南庄低矮的民房里，在恢谐欢快的气氛中，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从而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政治主张，“五一口号”迅速形成，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震动。这便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看到这则历史往事，不知为啥，我心里特别的温暖——那时候真是让人羡慕啊！

    一个管宣传的领导干部，居然发电报问中央有什么屁要放？对中央如此大不敬，这在今天绝对是不允许的，也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廖承志这么胆大？敢开这种玩笑！当然了，也许有人说这是因为廖承志生性幽默，平常就喜欢开玩笑罢了。我看是胡说八道！即使是同事之间也不能这么放肆，更何况是对中央。他廖承志即使再天生幽默，喜欢开玩笑，也该有所顾忌吧？就是借他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这样藐视中央啊！

    那到底是什么让廖承志胆大到了这种地步呢？

    没有别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党内允许人讲话，哪怕是讲不敬、不对的话；因为我们的伟大领袖平素就爱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他还经常对人讲，不让人说话不行；屁放了，肚子就舒服了。俗话说，有屁不放，憋坏五脏！既然连伟大领袖允许这么说，提倡让人家讲话；既然在党内不会因言获罪，难怪廖承志敢放心开这样的玩笑了……

    然而，遗憾的是伟大领袖建国后就不那么说话了。他不但自己不那么说话，也不允许别人说话。老子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党内民主风气不在，一有异音便要禁止，一不听话就要挨整。1967年，59岁的廖承志被打倒。为了保护他，啥也不怕的廖承志被周恩来偷偷藏起来，与外界隔绝了五年。当年敢问中央有什么屁要放的他什么话也说不出了——阜平城南庄的那一幕便成了绝响！

吴之如发表于2015-04-23 16:46|

[转帖]编织皇帝新衣的裁缝－－为邓力群去世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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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pa10 于 2015-4-23 10:25:2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会员阅读
    李南央：编织皇帝新衣的裁缝－－为邓力群去世而写

   

    邓力群2月10日去世了。我不想称他先生，因为无法尊重他；更不愿称同志，因为跟他绝不同道。但是，毕竟他跟我的母亲有过某种关系，还是想写几句。

    几年前，我曾经很想去拜访他，体验一下他的人格。无奈，熟悉他的人不愿吐露他的住址。后来听说他耳朵聋了，眼睛也看不见了，就放弃了这个打算，转而认真地读了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很失望。他在书中津津乐道的无非是为邓小平或者陈云写的哪篇讲话稿被采用了，他对邓小平或者陈云说的什么话被听进去了；可要是别人也对这二位谈了些什么意见，那就是搞小动作，就是搞阴谋。不过也多少了解了我的母亲为什么看得起他，他俩的思维方式太相近了，都是将历史和眼面前发生的事情套入马列的定义或共产党即时即刻的方针政策去诠释、去解读，全无自己独立的思考。不过，他的自述为那段历史还是留下了一家之言，有一定价值。俩人的架子也是一样的。我妈去医院看病，部里派去的司机接早了不成，去晚了更是一顿好训。听说邓力群的自述在香港出版后，被中宣部谈话，他对来者说：小青年，我入党的时候还没有你呢。你回去叫那个让你来的人跟我谈。这种居高临下的”范儿”，李锐绝对端不起来。2006年父亲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胡锦涛他们都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被中组部办公厅谈话，父亲跟那些晚辈动了真气地争吵——在共产党里呆了一辈子，还是一介书生。

    邓力群享年100岁，算是寿星了。但是比之为在历史上留下清白的名声，而选择了自杀的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比之他那支”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的如椽之笔，邓力群不过是一个为皇帝编织新衣的裁缝。更为悲催的是，他离职后，被自己坚决捍卫的”一言堂”所封口。

    有人在网上撰文问：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还是一个时代的间歇？让我说没有间歇，更没有终结。看看胡乔木和邓力群的接班人王沪宁，连续辅佐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届，那种揣摩当今的意图，他们怎么想我怎么写，为每一位当今量身缝制新衣的本事，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李南央

吴之如发表于2015-04-29 11:48|

[转贴]郎遥远：讲真话的制度比任何改革都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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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遥远 于 2015-4-29 7:08:1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郎遥远：讲真话的制度比任何改革都紧要

    文/郎遥远


图为湖南纪委大V御史在途（陆群）声称辞职调查腐败的微博截图



    素以仗义执言闻名的微博大V御史在途，因“金银花更名”事件与国家部委开战。这位真名叫陆群的湖南省纪委干部，坦陈“越来越厌倦机关里的风气。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太严重了。官场太假！没几个人讲真话，也没几个人听真话，说假话的不脸红，听假话的也当真”。他形容，这好比“皇帝的新衣”现实版。

    而今，“御史在途”变成了“网友在途”，决心走出体制，成为真正的“普通网民”，正式向特权腐败势力“宣战”。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御史在途”之勇，古已有之，这是一个良知官员之勇，也是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却也折射出当代中国最深重之耻。

    中国是个神奇国度，每个人都有一个面具，一副处世盔甲。庙堂上演《宫心计》，官场上演《现形记》，江湖上演《水浒传》。教育撒谎，从小写作就假大空；媒体撒谎，《新闻联播》怂恿当事人背台词；官场撒谎，不讲真话，更是一门从春秋战国发端、历代王朝发狂、沿袭至今发臭的官场显学。

    中国官场的欺瞒文化，是历代昏君或暴君的专制脸谱，就是拒绝真话，喜欢指鹿为马，喜欢被阿谀吹捧，讲真话的臣民统统没好下场。真话不重要，关键是表忠心。在权力威慑下，必须说假话才能活，而权力明目张胆不许人说真话，铲除真相，屏蔽真理，才能继续当皇上。

    中国自古不乏铁骨铮铮，暴君之下成了冤魂，昏君之下成了异类。比干、伍子胥是中国历史第一代讲真话被昏君“焚炙”的代表；岳飞、于谦是中国历史第二代讲真话被昏君斩决的代表；谭嗣同、秋瑾是中国历史第三代讲真话被昏君杀头的代表；瞿秋白、史量才是中国第四代讲真话被独裁者枪毙的代表；刘少奇、彭德怀、张志新是中国第五代讲真话被独裁者折磨致死的代表。

    一个不容置疑的常识是，如果因言获罪，大有人在，那这个国家脱离中世纪黑暗还不远，或仍陷其中。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任何想堵住真话嘴巴的，都不是好鸟，必败无疑。而官场欺上瞒下，往往会让主子摔得很惨。袁世凯听信谗言，相信复辟帝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最后把命运都蒙骗到沟里了。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讲真话制度的建立，是神话的破灭，是真话的复兴。欧洲文艺复兴就是一场讲真话、传真知的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了科学与艺术大繁荣，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为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文艺复兴崛起了大英帝国，人文精神传播到美国，成就了一部联邦宪法，从捍卫公民讲真话到捍卫公民一切人权，维系了美国社会两个多世纪的自由、繁荣和稳定，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中国第一个讲真话时期，是春秋战国，宗师林立，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第二个讲真话时期，跨过焚书坑儒、独尊儒术、大兴文字狱的二千多年，直到清末民初，西方文明、苏俄革命纷至沓来，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仁人志士救国图强，民国大师群星璀璨，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剪了千年奴才的小辫子。第三个讲真话时期很短，只有昙花一现，伟大领袖鼓励讲真话，结果是引蛇出洞的权术，讲真话者一概被打倒，从灵魂与肉体一并折磨甚至消灭。

    第四个讲真话时期，离我们很近，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全党和全民共识，伟大领袖从神坛搬下了人间。世界各种思潮、各种文明成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传播、碰撞、激荡、融合、创新。思想文化、科学艺术、民营经济、宗教领域，全面迎来复苏的春天。老中青三代众志成城，充满信任与友善。中央领导带头广开言路，把各路有识之士请进中南海，面对面交流请益。意识形态出现“三宽部长”，各种反思、各种辩论、各种尖锐批评，公开见诸报章。那个时候，不管有多少问题存在，但中国人相信未来“春光更明媚。” 那个时候，旧的折腾人的办法已经停用，而新的折腾人的办法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巴金在《真话集》说：“我在北京看见不少朋友，坐下来，我们不谈空洞的大好形势，我们谈缺点，谈弊病，谈前途。没有人害怕小报告，没有人害怕批斗会。大家都把心掏出来，我们又能够看见彼此的心了。”不折腾人的社会，人就讲真话，活得有自由，有尊严，有信任，有诗意，有干劲，有奔头。

    八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明启蒙、思想文化复苏的黄金时期，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文明进步的基石，为“中国模式”勋章打下了清亮的底色。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大解放，没有树立真话与真理的权威，就不能扫清封建遗毒和暴力哲学，就不能解放生产力，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耀世辉煌。

    讲真话是善政的基础。假话的背后，是话语权的无道霸蛮，是特权集团腐败。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在博鳌论坛发言，语惊四座。他说：“国有企业应该起到公共服务的作用，而不是与民争利，更不是官商结合，政企不分，这样不仅要掏空国家，而且要滋生大量腐败。从央企巡视情况看，没一家干净。官商不分，官商勾结，就是这种体制造成的。”“御史在途”陆群向国家部委“宣战”的靶心，正在这里。

    当下中国面临更多危机与挑战，如果恪守教条主义、自信主义，不给真话一个自由空间，那就势必两豆塞耳，只听颂歌，不闻雷霆。大跃进放卫星的教训极为深刻，GDP数字成橡皮泥人的教训，至今仍让当局者迷。中国经济数字有多少政绩纵欲、有多少杀鸡取卵、有多少注水猪肉？在经济领域，有多少特权通吃的肮脏内幕？在司法领域，有多少被遮掩的权力狰狞？在思想文化领域，有多少说真话、说真心话的自由舞台？

    亚洲超人李嘉诚为什么把事业版图移出大陆？有三件事情，不断地折磨李嘉诚，令他焦虑：一是全球贫富悬殊状况持续，中国更可能恶化，特权顽疾难治，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靠“维稳”稳得多久；二是中国占全球人口20%，但只有9%可耕地，安全饮用水只占全球水资源6%，政绩纵欲式经济必将偿付巨大代价；三是不阳光，不讲真话。李嘉诚说：“不是今天我跟你有没有说真话，也不是你有没有和我说真话，而是我们要有一个自觉——尽量在行为里更透明、更真实，每一个人都努力，才可以创造一个更公平公正的社会来。”

    如果政治正确比真话重要一万倍，那么各种奇葩、各种荒诞依然会粉墨登场。前两天，CCTV新闻联播报道，我国首次集中公布百人红色通缉令：政府将不再为外逃腐败分子保密。民众不禁要问，我国过去一直都为外逃贪官保密？除了公布的一百个，保密的外逃贪官还有多少呢？这真是黑色幽默。

    谎言依然会传播，但捍卫讲真话的制度，会在第一时间消解谎言。在美国有许多像《华盛顿邮报》总编本杰明·布拉德利这样的杰出媒体人，无论政府打压还是名利诱惑，都无法阻挡他们追逐真相的脚步。布拉德利率领部下夺得了18个普利策奖；水门事件持续发酵的28个月里，安排发表400多篇真相报道，迫使尼克松引咎辞职。他说：“只要记者说的是真话，并且客观公允，就不需要担心后果。”免于恐惧的自由，是讲真话的制度条件。

    习仲勋有两句名言。一句是1961年说的，那时国事蜩螗，民生维艰，如何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局？习仲勋入户走村，聆听群众疾苦；解散食堂，顺应群众呼声；开仓放粮，急群众之所急；定谳放人，救群众于倒悬。习仲勋巡视了长葛监狱，对当地书记说：“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另一句是1984年，习仲勋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提出：“能不能出一个保护不同意见的法或者制度？”这是一个良知政治家之问。

    一个不敢讲真话的社会，遑论进步。如果没有一个讲真话的制度保障，任何改革都是空话。中国梦，当从捍卫真话制度始。

吴之如发表于2015-04-30 06:55|

[转帖]让皇帝认个错到底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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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吹牛于2015-4-2814:33:21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不少历史学家探讨汉武帝晚年改制的委曲，不过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应当细说，那就是，在诏书中，刘彻竟破天荒第一次承认自己错了。独裁者主动认错，这在古代，绝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在汉武帝以前，有些皇帝偶尔下罪己诏，但有些是传说，比如，商汤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谁知其真假，没准儿是儒生编造的。汉武帝以前，皇帝应该没有主动认错的传统（文帝曾经说年成不好，是不是自己有过错，但并未敲实）。而武帝本身是个强悍的独裁者，按说更不可能自诉罪行。汉武帝之后，确实有些皇帝下过罪己诏，但看过之后，大多感觉是装腔作势，套话一箩筐，仿佛罪己反而用以衬托自己是圣德之君，成了在儒家意识形态下的自我美饰。

其实不肯认错，在中国别说帝王了，我们这种普通人扪心自问一下，在我们的一生中，有几次诚恳地认过错？我周围认识的中国人，大部分不明白“道歉”两个字的重要。事实上，就我自己来说，也长久以来不明白，英国人为什么要向甘地道歉，教皇为什么要向布鲁诺道歉。在中国，拳头硬的从来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啊。有一次，我曾经要求爸爸向我道歉，把他笑得打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歉？哈哈哈……你从哪学来的这一套？”

我也不知道中国人为啥不喜欢道歉，难道这也是上行下效？

不过汉武帝这次认错，只是昙花一现，否则汉代的大官不至于会前赴后继地自杀——众所周知，汉代的大官实在是太喜欢自杀了。

大官们为啥喜欢自杀呢？起因在于当年贾谊劝谏汉文帝，说那么大的官，一旦犯罪入狱，就要被狱吏凌辱，太过分了。希望将来大官犯罪，能不拖到市场上斩首，而是准许自杀。

文帝喜滋滋地答应了，贾谊也欢呼雀跃，以为世风复古，士大夫的尊严终于得到了法律保障。于是士大夫犯罪，一旦诏书下，不能“生诣廷尉”，而是应该马上自杀，否则就是没有廉耻。可这，难道没有什么不对劲儿吗？

显然很不对劲儿。因为以前犯了罪，大罪杀头，小罪至少可以活命。现在为了所谓尊严，所谓廉耻，只能自杀。

因此确实有一些大臣不肯自杀，他们觉得自己罪不至死。甚至下狱都是冤枉，希望能理清冤狱，无罪释放。可是，他们忘了一个重要前提：在专制社会，皇帝永远是对的。皇帝既然把你下狱，就不可能无罪释放。否则，皇帝就是错的。那怎么行？不，皇帝怎么会错，皇帝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啊。

有一次，汉惠帝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修了一条天桥，供自己出入，结果大臣叔孙通劝谏：“领导，让老百姓看见这样不好啊。”

汉惠帝人很好，一向从善如流，他羞愧地说：“啊，那我还是拆了吧。”

叔孙通摇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意思是，那怎么行。人主无过举，就算做错了，也不能承认，要不然泥腿子们就不服您管了。

“人主无过举”，那么作为大臣，被皇帝关进了牢房，还想无罪释放吗？运气好的话，随便安点小罪名，也能放出来，但不是无罪释放；运气不好（比如皇帝特别讨厌你），不管有罪无罪，就只能自杀了。

总之，允许士大夫自杀，不但没有提高士大夫地位，反而让他们陷入了有冤无处诉的悲惨境遇。

周亚夫就是一个运气特别不好的人。他因为一系列的事，得罪了窦太后、王皇后以及梁孝王，最重要的是，还有皇帝。皇帝很早就想干掉他，只是找不到机会。一天，皇宫里专门为皇帝制造器物的尚方工官要偷偷出售一批盔甲，总共五百套，不过这批盔甲只是冥器，是陪葬用的，没有实用价值。周亚夫的儿子很孝顺，当即就为父亲订好了这批货，然后雇用了一帮民工去取，最后却不肯付给民工工钱。民工们只好集体上访，说周亚夫的儿子偷偷购买皇帝用的器物。景帝一听，笑得要死，正要琢磨周亚夫的罪状呢，这就送上门来了。

其实有这么巧吗？没有。在那个时候，皇帝要办你，就一定会找到一个理由。没有这个理由，也会有那个理由。如果不发生这件事，周亚夫肯定也会在这年死，只不过史书的记载就是另外一个案件罢了。

公安上门逮捕周亚夫，按照文帝之后的习惯，周亚夫想保留尊严，自杀。但被他老婆劝住了，大概她认为，没多大的事，也不至于就判死刑。于是周亚夫就去牢房了，廷尉（最高法院院长）亲自审问：“君侯啊，皇帝陛下对您这么好，您为什么还想造反呢？”

周亚夫跟他老爸一样，不善言辞：“臣岂敢造反。”

廷尉说：“什么？不想造反，不想造反买这么多盔甲干什么？”

周亚夫气得发抖：“臣所购买的器物，都是下葬用的冥器，一碰就破，质量低劣，根本就不堪战阵，怎么可能拿来造反呢？”

廷尉笑了笑，说出了有史以来最牛的一句驳斥：“君侯就算不想在地上造反，可是有了这么多盔甲陪葬，也免不了会在地下造反的。”

古往今来，无数人斥责这个廷尉是无理取闹，强词夺理，不要脸。事实上，人家廷尉根本没错，他只能这么胡说八道，因为皇帝永远是对的。皇帝要周亚夫死，廷尉还能做什么呢？这种事情，拿“不要脸”三字来评价，就太没有力量了，也文不对题。

皇帝永远是对的，还可以从元帝杀掉自己敬爱的师傅萧望之一事中看出来。

元帝重用中书宦官弘恭、石显，但同时也重用萧望之。而萧望之却很看不起宦官，因此和弘恭、石显结了怨仇。弘恭、石显当然想干掉萧望之，省得每天看了心烦。于是找了两个人，一个叫郑朋，一个叫华龙，一起告发萧望之，说萧望之想发动政变。弘恭、石显是趁萧望之休假那天上奏的，为什么呢？因为萧望之当时也是内阁成员，一切奏章，他有权看。如果他不休假，奏章就会落到他手里，发挥不了作用，或者他会亲自向皇帝解释。他不在，弘恭、石显当即上奏皇帝，说萧望之毁离亲戚，想擅权，要求皇帝将其“召致廷尉”，也就是说，到牢里去报到。元帝那时刚即位，政事不够娴熟，不知道“召致廷尉”就是下狱，于是就批准了。后来发现萧望之没来上朝，一问，才知道在坐牢呢。他既吃惊，又生气，命令赶紧将萧望之释放。谁知遭到弘恭、石显的拒绝，这两人的胆子为什么那么大？

因为他们有恃无恐，他们首先阐明利害：“陛下，您刚即位，未听说以道德化天下，却把师傅关进了监狱，名声不好听啊。”

元帝其实可以反问，这关老子什么事啊，这事是你们干的啊。但这没用，你签字批准了，不是你是谁。元帝无话可说。弘恭、石显接着就提出了一个任何做领导的都不会拒绝的建议：“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

这是什么意思呢？字面意思很简单：您既然把九卿大夫关进了监狱，就应该立刻决断，将其免职。

这话照现在听来，简直毫无道理。有罪没罪，审判了才知道，怎么下了监狱，就必须判免职呢？

也很好理解，据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式的逻辑。因为皇帝永远是对的，既然将九卿大夫下了监狱，那他们一定有罪。没罪你把人家下狱，你是昏君啊？皇帝当然不能承认自己是昏君，那么就只能判决他有罪。这逻辑很无赖，但是专制社会的特色，不服不行。

元帝一听，恍然大悟，是这个理儿。不久以后，萧望之在家里自杀。元帝想起师傅对自己的教诲之恩，哭了几声。但想起皇帝永远是对的，估计心里又破涕为笑了。

有一个叫王嘉的人，他的命运也很典型地与本文主题相关。

王嘉活跃在哀帝时代，官至丞相。哀帝有个宠信的年轻人，叫董贤，我们所谓龙阳之兴，就来源于他们。他想封董贤为列侯，但诏书需要通过丞相御史下达，王嘉不肯奉诏，封还诏书，说董贤没资格封侯。哀帝气得要命，但不好发火，决定找别的事治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吹毛求疵，当然是很容易的，很快就找到一个。

起因是，有一个诸侯王，东平王刘云，被告发想谋反。廷尉梁相治这个案子，觉得还有疑点，上奏皇帝，要求传送刘云到长安会审。当时再过二十天就要进入春天了。汉代的规矩，春天到了就不能杀人了。哀帝就很生气，当时他身体不好，怀疑梁相故意拖延，想等到自己死了，再给刘云翻案，下令将梁相等全部免为庶人，王嘉当时也赞同。但是几个月后大赦，王嘉又趁机奏请皇帝，希望能召回梁相等人。哀帝就趁机发脾气，命令尚书责问王嘉：“王嘉，你知道梁相对皇帝不忠，当时也主动控告他。怎么一下子就变了呢？朝三暮四，变色龙一样，你像个忠臣的样子吗？”

王嘉赶紧脱掉帽子谢罪。但是哀帝不打算放过他，命令中朝讨论。中朝当然知道皇帝意思，一起上奏，请求将王嘉逮捕，下廷尉狱。

使者到府抓人，王嘉的手下都哭了，但是他们很快调好了一杯毒药，请王嘉自杀。王嘉不肯，手下劝死：“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意思是，您这种级别的官员，向来要自杀保存尊严的，怎么能去坐牢呢？

王嘉仍旧不肯自杀，使者坐在门槛上等，王嘉的主簿，也就是秘书长上前进药，王嘉摔掉杯子，说：“我当丞相，如果犯了罪，就该法庭判决，昭示天下，在街市上处斩，表明我罪有应得，这样莫名其妙喝药自杀，算什么回事儿？我又不是妇女儿童。”然后把帽子摘了，坐着牛车去了监狱。

哀帝一听大怒，这家伙竟然“生诣廷尉”，当即派了将军和五个两千石的官一起审理这个案件。看样子是公平正义，但都是假的。为什么呢？你听听审问记录。

问：“罪犯王嘉，你明明知道梁相有罪，还请求将他官复原职，这是忠臣所为吗？是不是和他有啥私下交易？”

王嘉说：“绝对没有。窃以为梁相等治理东平王狱事，鞠躬尽瘁，从来没有认为东平王不该死，只是觉得有必要慎重。况且当时离春天还差二十天，从东平坐马车来长安，花不了多少时间，只要复核罪行确凿，元旦之前一定能将人犯处决。我也是为朝廷惜贤啊，和这三人没有私情。”

狱吏也知道，王嘉确实没有什么罪，但皇帝让他下诏狱，不判有罪是不行的。于是狱吏说：“既然如此，则君侯你当时为什么承认他有罪呢，这就是有负国家啊。”他最后说了一句：“不空入狱矣。”其实前面讲那么多，就是为了这一句，你不能白白入狱啊，只要入狱，那就是你有罪。

王嘉知道躲不掉，于是仰天长叹：“我当丞相，确实负国。负什么国呢？没有进贤退不肖，这就是负国。死有余辜啊。”

狱吏问：“哪些是贤人，哪些是坏人？”

王嘉说：“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是贤人。董贤父子是坏人。”

王嘉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天，没吃饭，最终呕血，饿死了，和周亚夫一样。他死之后哀帝看了他的遗言，没有骂“这家伙死了还放毒”，而是认真想了想，觉得他说得对，又把孔光提拔为丞相，何武提拔为御史大夫。还封王嘉的儿子王崇为新甫侯，给王嘉追封谥号为忠侯。

重新封王嘉的儿子，大约就等于给王嘉平反了。但嘴巴上是不能说的，因为不能违背大汉的基本：皇帝永远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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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如发表于2015-05-11 11:59|

[转贴]看朱军如何把《星光大道》忽悠成《金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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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渡自渡人于2015-5-1011:48:02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看朱军如何把《星光大道》忽悠成《金光大道》

——野渡自渡人




央视《星光大道》在停播四周后昨晚居然又起死回生了。伴随着《星光大道》复活，毕福剑没了，朱军却大大咧咧粉墨登场了。

《星光大道》十几年来一直是央视的品牌，是一个十分接地气的综艺类节目，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星光大道》的成功与老毕的毕氏亲民主持风格是分不开的。作为老百姓的舞台，作为央视唯一一档可以与丰富多彩的网络娱乐文化PK的栏目，在收视率、口碑上，更主要的是在广告卖点方面，是央视其他栏目无与伦比的。说白了对于从不看电视，或者极少看电视的80后、90后年轻人来说，对今天央视的印象也就只有《星光大道》了。这回毕福剑“饭局门”，《星光大道》被叫停，对于央视娱乐频道来说，就好比斩断了救命稻草，拔掉了输氧管道般难受。挽救《星光大道》，就是挽救岌岌可危的央视。救场如救火，于是乎一哥朱军便打马上阵了。

作为央视金牌名嘴，朱军这回显然是做足了功课的。为了适应老毕原有主持风格，为了迎合《星光大道》固有的观众群体，当然也是为了克服观众眼中旧有的主持形象，朱军可是赔了血本的。整场节目据说是4月27日录制的，当天50岁生日的朱军花了6小时倾情录播打造，之前参与节目录制的选手都加入了补录与主持人沟通交流的画面，严肃、梁宏达等名角儿也倾巢出动……从昨晚播出的节目效果来看，朱军可谓下足了功夫。一会儿飚高音卖弄才华，一会儿自损皮黑脸厚、身材发福，一会自贬“老黄瓜”、“老鲜肉”、“大窝头”，甚至还把自己不擅长的“舞蹈”展示出来，时不时摆PS、扭腰、挥水袖，跟着节拍抖动……朱军取悦观众可谓用心良苦也。

由于很少看央视节目，对于朱军主持搭档尼格买提野渡人不是很熟悉，只知道他是新疆人，主持一个什么《开门大吉》栏目。对于朱军到还熟悉，他主持过《艺术人生》、《音乐人生》、《心连心艺术团》、《春节联欢晚会》等栏目，算是当今央视一哥了。但对于网友评论朱军和小尼表现太过了，完全抢了选手的风头说法，野渡人有必要多侃几句。

老话说各家各法，各庙各菩萨。毕福剑盘踞《星光大道》十年，早已经将央视一亩三分地摆弄成了自家菜园子了。人情味、亲民化、接地气，成为毕姥爷的“私人订制”。朱军号称央视一哥，并以主持《艺术人生》而知名，画风偏严肃、文艺、煽情，与《星光大道》的一贯亲民风格显然不太搭调，那么朱军版的《星光大道》将来会给这档节目带来什么变化呢？

说到《星光大道》，观众定会想到毕福剑，但提到朱军的《艺术人生》，野渡人却会想到《金光大道》。还是先给80后、90后普及点伟光正常识。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金光大道》是70年代浩然先生的扛鼎之作。客观地说，当年的小说、电影《金光大道》的名气绝对不比今天的《星光大道》差。作品中的共产党员高大泉（高大全）带领大伙搞土改，成立互助组，与阶级敌人斗，与资本主义斗，与国外敌对势力斗，不仅具有当年的历史意义，同样具有今天的现实意义。从此后“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挥手指方向”的“高大全”成为伟光正政治代表形象，而改编为电影的《金光大道》当之无愧成为2009年国庆60周年重点献礼巨片……

浩然的高大全代表作除了《金光大道》，还有《艳阳天》，就像朱军主持的正能量节目除了《艺术人生》，还有《音乐人生》。但朱军的知名度是绝对比不上当年的浩然前辈的，好在朱军年富力强、刻苦学习，在央视舞台上摸爬滚打，特别是在十几年在春节联欢晚会卖力表现，也算是夺得央视头筹了。

《艺术人生》据说是朱军主持代表作，但由于野渡人看得少，所以不便评论。据说能够上该节目都必须是有头有脸的名角儿，按照春晚冯巩小品解释，《艺术人生》都有一个固定套路，叫做“一煽情，再煽情，三催泪”。虽然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但大凡上了朱军的《艺术人生》，名角们都有一种“立遗嘱”的感觉，观众们自然也有一种参加追悼会的氛围。要知道，在中国所有的影视作品中，倪萍和朱军式的煽情都是大有市场的，甚至公知界也很喜欢柴静那种略显煽情的新闻主持模式。观众们不过就是多买几包纸巾承接泪水罢了。一切好在朱军金牌脱口秀，能够把活的说成死的，也能够把死的吹成活的，于是场内场外观众也就跟着乐呵乐呵了……

朱军和毕福剑据说都是军旅出生。朱军先前擅长吹簧管，老毕擅长拉二胡。这“一吹一拉”之间，二人便都在央视活套起来。朱军既然以“吹”见长，吹捧名人，吹抬政治，吹嘘元首，便成为《艺术人生》压台戏，也从此奠定了其央视一哥地位。老毕既然喜好拉二胡，那么走亲民路线，拉群众关系便成了必修课。遍观《星光大道》节目，草根明星阿宝，伪娘歌手李玉刚，瞎子名角阳光，还有什么草帽姐、橘子妹、烤串嫂、的士哥等等，可不都是老毕给捧红的？也许正是在这“一吹一拉”之间，从此便奠定了朱军和老毕央视一哥、二哥地位吧。

与崔永元一样，毕福剑也曾登上央视春晚演小品，搭档的同样都是赵本山，而今赵本山麻烦缠身，崔永元负气出走，似乎意味着毕福剑离开央视也是必然结局。如今老毕下课走人，大哥朱军劈腿抢二哥饭碗，我们无话可说，领导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一哥的行为也是无可厚非的。在一切政治挂帅的今天，什么错误都可以忽略，什么罪过都可以不计较，甚至包括台长贪腐、总监受贿、主播涉淫、记者涉外罪行，唯有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斗争容不得半点马虎。老毕怎么了？不就是饭桌上调侃了两句吗？但只要上纲上线，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相对于未来行走职场的后生们来说，还是走一哥的“吹拍”上级路线好，永远都是无比正确的！二哥的“拉扯”下级亲民路线呢？就让他永远“二”下去吧！

没有了毕福剑，朱军是铁定要把《星光大道》糊弄成《金光大道》的，这是意识形态斗争所既定的，这是央视领导们所期望的，当然也是朱军主持风格所决定的。尽管我们看到昨天节目中朱军还在自我调侃，自我贬损，自我陶醉，台下众多轿夫包括严肃老师、梁宏达等人都出手相助，但《金光大道》化必然是《星光大道》的走向，这是政治挂帅决定的，这是领导意志决定的，观众是只有被动接受的，屁民是无权干涉的。

然而网络自媒体时代，观众口味必然千变万化越来越刁，那种所谓“一招鲜、吃遍天”的套路混吃混喝，在今后央视栏目里肯怕也难以为继。今天看朱军主持的《星光大道》，那种无限煽情卖弄模式，那种紧跟主弦律正能量模式，那种立誓将《星光大道》主持成《金光大道》做派，在娱乐至死年代，无异于鸡同鸭讲。什么叫老百姓的舞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请不要再忽悠人民智商了！

朱军和老毕除了都是军旅出生，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长得黑。央视大哥和二哥关系，不由让野渡人想起了《水浒传》黑宋江和黑旋风。宋江是铁定要向朝廷招安的，李逵自然是坚决反对的，于是宋江为了招安大计，第一个便是弄死了李逵，然后才能顺顺当当接受招安了。但宋江最后结局又是什么？想来朱军比我们更清楚。

（2015年5月10日于野渡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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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如发表于2015-05-22 05:37|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章诒和2015-05-18



编者按：2015年5月18日，储安平衣冠冢在宜兴落成，章诒和先生特意为此撰文，独家授权历史百人会全球网络首发。


1957年6月8日的夜晚，心情烦闷的章伯钧独自一人到史良家中做客，为的是表达对当天《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不满。他说了很多，最后说了一句：“将来胡风、储安平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后才有定评……”

储安平真的成了历史人物。一是因为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发表了“国共民主多少与有无”的看法（原话为“老实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假如共chan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无’的问题了。”）。二是1957年6月1日，他在中共整风座谈会上，提出了震惊朝野的“dang天下”的观点。这在1957年短暂的春季是中国知识分子“飙”出的最高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是最高音。

6月11日，章伯钧来到刚递上辞呈的储安平家中。两个人都是岌岌可危，他们谈到未来。章伯钧说：“老储，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

时间已然过去六十载，回顾往事，可谓百感交集——

一方面，深感储安平果真是个历史人物。自民国以来，特别是自1949年以来，从大陆范围来看，能站得住、又让人记得住的文人，有几个？陈寅恪是一个，储安平是一个，还有呢？有的人还是很不错的，但出于各种情况或被淹没，或被淡忘。而储安平和他说过的话，连同他的《观察》以及他的死亡，像云一样在天空飘散，如河一般在大地流转，被越来越多的人咀嚼、记忆和怀想。我在“往事”一书里形容储安平：面白，身修，美丰仪。万不想这七个字在网上也是千百万次转发，不可思议的神奇和美妙！并非是我写得好，储先生就是这个样子。有样子的人，历来不多。

另一方面，深感中国的诸多问题依旧，有的好像还更严重了。这里只引用资中筠大姐的一句话：“一百年了，没有长进，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话说得让一些人很反感，但说对了。

请愿学生到了南京，集中在中央军校大礼堂。蒋委员长莅临训话，要学生或返校读书或去孝陵卫当兵，不得再生事端。眼看事情就要告一段落，这时突然有个学生跑到讲坛，指手画脚地讲了一通，抨击政府不抗日……没人知道他是谁，只有光华的学生认出来了，他叫储安平。

储安平不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他乃报人，是真正意义的报人。储安平一辈子的生活和命运都与报刊、出版、新闻、言论相联系。朝于斯，夕于斯。因它而声名鹊起，因它而“一败涂地”。这里，有必要对其从业履历做一个简要介绍——

1932年7月光华大学毕业。

1933年7月进入《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公园”，从事编辑工作三年。继“中央公园”之后，开辟“文学周刊”。

1936年编辑出版文学期刊《文学时代》。

1938年1月从英国归来，6月重回《中央日报》创办《平民》副刊。

中日战争爆发，储安平在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任教期间，1943年与夫人端木露西创办袖珍书店。

经历婚变，储安平奔赴桂林，1943年冬进入《力报》，任主笔。

1945年7月在湖南辰溪县受聘于《中国晨报》，任主笔。两月后离任，赴重庆。

1945年10月在重庆创办《客观》。

1946年在上海创办《观察》至1948年12月被查封。

1949年11月《观察》在北京复刊，1952年停止经营。

1952年4月担任新华书店总店第二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1957年4月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被撤职。

这里，我先问一句：何谓报业？报界前辈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一书里，有精辟的阐释。戈氏认为：它是社会公共舆论机关，就是以揭载新闻为主，反对报纸的党派性，除军事上有时必须保守秘密，其他一切消息皆可开诚布公的宣布于民众之前，使多数人“能了解政治问题，能自下而上的判断，进而监督报纸，强制政治家，使自觉其责任的重大。”它于国家的进步，自是有非常重大关系。也正是基于报业的这个本质，当年的傅斯年才对胡适说：“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储安平非但深谙此理，且为终身之志，通过公共论坛干政。国民党执政他无情揭露国民党，共chan党执政他尖锐批评共chan党，恪守报业“中立、客观、理性”的宗旨和“独家，独特，独到”的本性，以及报人必须具备的魄力、眼光、担当等职业精神和素养。这是一个很高又极严的从业标准，远远超过加入某党、某派的条件。

“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储安平始终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别看他先后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其实他也游离在民主党派之外。无涉军政，不党不派，他的心只守着一个“社会公共”空间，并在此安身立命。胡愈之搞报纸、搞出版，他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不是报人。储安平搞报纸、搞出版，他是报人，不是新闻工作者。说句大不敬的话，任何党派（包括强大的党派）对储安平自由主义灵魂和报人的天职本性来说，都太窄，也太矮。说他有政治野心，那才是活天冤枉！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业。”储安平是把一张报纸、一份期刊，当作清寒艰苦的事业干的，以此启迪民智，以此振兴国运，以此实现人生理想。这就是储安平。

办报，要有办报的头脑、胸襟、能力及手段。储安平样样具备，要啥有啥。

远的不讲，拿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来说，自跨进北京西单石驸马大街的第一步，便毅然决然地按照自己路数、理念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半是痴狂,半乃性情。他宣布《光明日报》不能机关化，要报舘化；党报工作经验已经过时，当回到从前旧报传统；年轻记者更要以1949年前的老报人为榜样；撤销了编辑室，所有的稿子直送总编室，自己都一一要看过。他明确新闻记者的首要任务是写新闻，新闻就是要抢先，就是要独家；社论少写，那种歌功颂德、教条主义的社论不要再写。正值“大鸣大放”，储安平立即派八批记者，分三路到全国各地调查。得知清华大学在研究改变党委制的问题，他第一时间派人去采访。从5月7日到6月2日，《光明日报》均在头版刊发民主党派和高校关于取消党委制的报道，重量级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地甩了出来……这是啥做派？这叫报人办报。要么不做事，要做就做成一流，储安平就在这短短八十天之内，让这张民主党派机关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才气过人，也傲气凌人；严于律己，也苛于待人。拙作“往事”出版后，我和《光明日报》的几位老编辑有些交往。吃饭，聊天，几乎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储安平。

他们告诉我：储安平太能干，大家都佩服他，也都怕他。

我问：为什么？

答：头天布置任务，第二天就被叫去询问——做得怎么样了？

储安平管得太细，太严，手下人跟不上，也受不了。所以到“反右”阶段，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会议室被斗得要死。手下人恨他，当然，有的是假恨，有的是真恨。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老舍说的话：一个人爱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最后，我想强调储安平是个作家，极为欣赏他写的《英国采风录》。自从国门大开，到英国留学、旅游、经商、访问，乃至移民定居的人无数。几十年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写下数以万计的访英散记、游记、札记、日记、笔记，这些文章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是在议论和描述英国和英国人。这样说，那样讲，写来写去，比来比去，依我看它们都不及储安平在抗战逃难岁月，用五个月的时间（1944年11月——1945年4月），于僻远的湖南溆浦县写下的《英国采风录》。书中，对英国王权的更迭，自由传统的特征，议会政治的源流，种族的历史以及贵族的形成，都做了详尽又风趣的介绍。作为研究者，它是极有价值的参考；作为读者，它则是爱不释手的佳作。储安平文字功夫了得！尤喜末尾几章，英人的性格、气质、习惯、性情，乃至雨伞、茶壶套，无不写得准确凝炼，但又是在娓娓道来，仿佛感受到从远洋飘来的微风与水气，让你获得满足和感动，这与我们那些浑浊僵硬的东西完全不同。显然，储安平被英国的经济发达、民主政治和良好社会风尚所深深吸引。那时的他对中国的落后与黑暗已然是痛心疾首，但是他能把愤世嫉俗的情绪掩藏起来，而采用理性的剖析和平静的讲述，太成功了！冷峻的美丽比汹涌的强悍，更令人过目不忘。时隔七十载，重读“采风录”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由于命运，由于个性，储安平的个人生活也很不幸，妻子已分手，子女多疏离。最后一个探视他的亲人是女儿储望瑞的丈夫熊荣光，“文革”爆发，红色恐怖扫荡北京城。这个在北郊农场工作的青年骑上自行车，揣着两个农场自产的水蜜桃，悄悄进城看望岳父——

所有门窗都是敞开的，任人出入。储安平静坐床边，室内空荡无物。熊荣光问一句，他答一句，不问则无话，遂将两个水蜜桃放在岳父的手心，不敢久留。出门回望，储安平一手捧着一个桃子，仍然静坐床边。这竟是他最后时光的人生镜头。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氏，五十七载斯文遂绝，英雄献祭在国，魂兮归来在乡。于今唯留衣冠，何其悲也！




回帖人：Luping_xp|只看此人|不看此人|2015/5/2223:21:09跟帖回复：第95楼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解密三百万人被划为右派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解密三百万人被划为右派】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还有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被划为“中右”……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暴露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原来当年划的“右派分子”不是五十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

毛泽东：阶级斗争要持续一百年

解密的反右运动档案内容如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你们信不信？我看，坐在主席团上，也有不信的。”

毛泽东藉“鸣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一放，各阶级就原形毕露”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建议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批注意见或“已阅”。

毛泽东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中央发指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决定在青岛召开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八月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了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泽东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泽东这种无的放矢的观点。

党外人士对毛搞反右的异见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三百多万人被划“右派分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性为右派集团二万二千零七十一个，右倾集团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个，反党集团四千一百二十七个；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二万零七百四十五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标签: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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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如发表于2015-05-26 05:32|

[转帖]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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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is_yi于2015-5-2311:07:59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资中筠：新中国60年文场士风怪现状

2015-05-2014:29:03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后，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以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后，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后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快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后，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后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后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后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后“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后，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后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后，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后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后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后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后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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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如发表于2015-07-03 09:24|

[转帖]资中筠：青年被教育蒙蔽，不了解真实历史，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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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za于2015/7/210:02:57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资中筠：青年被教育蒙蔽，不了解真实历史，很可悲

　　人物周刊：谈谈您早年所受的教育。

　　资中筠：我从小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我在天津上的小学和中学。我很幸运遇到很好的校长和老师。当时教学中中国传统和西学的基础比较全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们专门有一门课叫“公民课”，学如何做一个好公民。国民政府从北伐以后大力提倡公民教育，主导者是蔡元培这批知识分子。小学生学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教给你作为一个好公民应该遵守的社会秩序。高年级就教选举，少数服从多数这些民主原则。教你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特别强调的就是公民的义务。
不过我没赶上高年级，天津就沦陷了，日伪教育局把我们的公民课去掉了，换成“修身”课了，里头讲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故事。国文课本里去掉了许多五四以来新文学，而加重古文的分量。似乎很难理解，日本的“奴化教育”怎么通过强调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完成？当然也是有选择的，绝不会选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内容。我觉得日本人当时的侵略是反对中国现代化。他为什么急不可待地在1937年非来侵略不可？因为那时候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而且走得还不错。民族工商业，各种现代企业的发展势头相当好。教育、新闻这些现代化的奠基也都在那个时候。那时中国人特别爱国，包括企业家都有怎样能够竞争过国际产品这样的志向，而且真的也有一些成功了。日本一看这个趋势，就急不可待地出兵侵略了。所以我觉得日本对中国所犯下的最大的罪行是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人物周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的倾向，比如有人提出，中国古代就一直很好，对建国前30年的成就也需要提出反思。

　　资中筠：我在80年代的时候有过一个安徽保姆，她亲口告诉我她们家一共8口人，活活饿死了4口，就剩下4口人。他们是冬天饿死的，连发丧都不敢，也不敢上报，为什么呢？因为活着的人还可以领死了的人的口粮。

　　我老伴陈乐民在1960年下放劳动，就差点饿死了。他下放到河北的一个县，那时候还是公共食堂，就让他们下放干部掌勺，说是可以公平。那时候的口粮是每人每天四两毛粮。毛粮的意思是没有去糠的粮食。然后煮一大锅，都是稀的，使劲往底下捞也捞不出什么来。每天就吃这个干活。结果有一次他饿昏了，滚到水沟里。幸亏有一个老乡看见了把他给救起来，因为他是“中央下放干部”，不能让他饿死，就把他送到县里头去打营养针救回来了。真饿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我们在城里都得了浮肿，饿得营养不良，但是不会饿死。

　　当时，所有东西都是凭票的，一张粮票可以困死人。一个人饿得要命，如果没带粮票，他怎么着也没办法买到一碗面吃，就到这样的地步。那时候的住房面积是多少？一直到80年代我在美国所的时候，每年到了分房子大家都打破头，就为了一平方米两平方米。好多人结婚很多年都没有房子。大家都穷得不得了。但上面有特权的一小部分人的生活跟大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根本就看不见。部长以上的人是有特殊供应的，所谓“特供”。他可以到某一个商店去买东西，他们是不缺的。那时候公费医疗，也只有在国营企业的职工加上公务员才能享受，广大的农民是绝对没有保障的。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

吴之如发表于2015-07-25 09:36|

[转帖]强烈谴责网上逃犯武松残害爱国青年西门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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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句胡说于2015-7-258:37:01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强烈谴责网上逃犯武松残害爱国青年西门庆

作者：王药师



楔子

最近，网络小混混侯聚森因出言不逊，约架挑衅，被人狠狠“教训”了一顿。没曾想，却因为这厮自诩“爱国青年”，而令一起原本普普通通的治安事件，演变成为爱国与汉奸、红与黑的“正邪对决”。

这正应了那句有名的西谚：“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作为一名业余时间爱翻几页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看到“爱国青年”侯聚森此番得胜还朝的得瑟姿势，不禁联想起吾国历史上另一位“爱国青年”——西门庆大官人的悲惨下场，以及几百年来其名誉上所蒙受的不白之冤。

受《水浒传》、《金瓶梅》等“诲淫诲盗”书籍的影响，长期以来，西门庆同志留给大众的印象，乃是一介贪财好色的无耻小人。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书中原文，并且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论来进行再分析，就会发现哪里是这么回事。

在我看来，西门庆同志身上至少有三处闪光点——善于经商、怜香惜玉以及忠君爱国。

（一）

对于西门庆的经商事迹，施耐庵的《水浒传》描写得很是简略，只说他“原是阳谷县的一个破落财主，后来开了一家生药铺……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而《金瓶梅》的补白则较为详细。

根据兰陵笑笑生同志的调查，西门庆出生于“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父亲西门达是个开生药铺子的。按今天的成分划分标准，顶多也就算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但经过西门庆不长时间的经营，资本暴增，经济实力急剧膨胀。

西门庆究竟多有钱？没有人知道，不过从他跟吴月娘的对谈中或许可窥一斑——“咱闻那西天佛祖，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与许多人生导师的言论一样，这话多少会有些吹嘘的成分。但不容否认，在中医药这样一个传统行业，不借助互联网营销，能赚到“泼天富贵”，西门庆的财商那是杠杠的。尽管这中间难免会有些官商勾结的情况，但这种事情，谁说得清楚呢。没听说过阿里巴巴的全称吗——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弟股份有限公司。

（二）

至于说西门庆同志“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潘金莲通奸那事儿，我是这么看的：

一来，饱暖思淫欲，这是人性使然。即便放到今天，不是还有95%的落马高官包养二奶，中纪委通报的违纪干部中不是半数都涉及“与他人通奸”吗？何况，人家西门庆对潘金莲那是真爱，是要“长做夫妻”的，并且花的也是自己的钱。和某些公款嫖娼、赃款养小三的人民公仆相比，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

二来，从女权主义的立场出发，站在潘金莲小姐的角度，也应该和西门庆在一起，那样才算得上郎才女貌。毕竟，“武潘配”原本也不是什么自由恋爱的结果，而是潘金莲不肯依从大户的纠缠，对方“以此记恨于心，却倒陪些房奁，不要武大郎一文钱”，白白把她嫁给的武大郎。这样的错配婚姻能长久，鬼才相信。

虽说西门潘这段轰轰烈烈的感情最终导致一人丧命，但追根朔源，那都是万恶的包办婚姻制度惹的祸。不从制度上找原因，一味骂西门庆、潘金莲“奸夫淫妇”、“一对狗男女”，而且一骂就是好几百年，你们这些道德家也真是够了。

（三）

当然，西门庆这个人最最最大的优点是忠君爱国。

可以这么说吧，凡是朝廷的事情，他无不热心出钱出力；凡是国家干部，西门庆都会千方百计予以结识，从不吝惜钱财。蔡太师过生日，他专程到东京庆寿；高太尉家的管家翟谦，他也是极力巴结。

但如果你以为西门庆只知道走“上层路线”，然后再到其他人面前去吹嘘“我的朋友蔡京、高俅”，那就太低估他的情商和眼光了。事实上，对于那些政府里新来的青年人，西门庆也样是呵护有加，从不摆老资格，一律平等相待。

比如《金瓶梅》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件感人至深的事情：新中的状元蔡一权在回乡探亲时路过清河县，应邀到西门庆家中打秋风，主人不仅好酒好菜好女伺候，临走时还借给他白银一百两——当然我不会告诉你故事的后半段是：蔡一权后来当上了两淮巡盐史，弄权让西门庆比别的盐商早掣取一个月盐引，使其在短短一个月轻而易举的谋取了两万两银子的暴利，而其他盐商却只能干瞪眼。

总之，终其一生，西门庆都与各级机关工作人员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蔡京蔡太师更是为其人品所打动，收他为干儿子（那时候朝廷还没有规定官员不准乱认干爹干女儿）。

不过跟今天一样的是，古时候的朝廷，对于“爱国群众”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奖赏有加的。所以后来，西门庆不仅当上了山东提刑所的理刑副千户，而且还进京见了皇帝。这是什么待遇？我想大致和网络作家周带鱼受邀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当选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差不多吧。

（四）

反过头，我们再来扒扒武松的“黑材料”。

今天许多人谈起武松，往往左一个“好汉”，又一声“英雄”的称呼。但事实上，武松的出场是相当狼狈的。其时，他的身份是网上通缉犯——先前在家乡打死一个人，怕吃官司，远离家乡，投奔沧州，躲在柴进府中避祸。虽然后来打听得对方并不曾死，救得活了，但那顶多只能算行凶未遂，仍然要吃官司的。

而且，由于武松在柴进庄上，“但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管顾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所以并不遭人待见，庄客众人都嫌他，最后就连仗义疏财，被誉为“当世孟尝君”的柴进柴大官人都“相待得他慢了”。可见，武松的人品多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翻烂水浒武十回，除了在景阳冈上喝醉酒后发酒疯，打死了一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吊睛白额大虎，武松还真没干过一件英雄之事，全是些报复性仇杀。斗杀西门庆、潘金莲，报的是大哥被害的私人恩怨；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充当的不过是官二代施恩与上级官员张团练之间“黑吃黑”的打手角色。

这么一个品行不端、性格暴烈、杀人如麻的家伙，如果放在今天，那就是东北的刘涌、四川的刘汉，然而在当时，武松却被捧为了英雄好汉，而被杀的西门庆倒成了反派角色。可见，宋人的三观是多么不正，难怪没过多久北宋就亡国了。活该！

（五）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经过马列主义的多年洗脑，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们对于西门庆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其“爱国青年”的形象也越来越受到各方肯定。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商人，山东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的黄山市这些年是打破了头，只为争夺一个“西门庆故里”的拥有权。像什么西门庆故居、王婆茶坊、狮子楼，也纷纷修葺一新，并向公众有偿开放。

而侯聚森的出现，更是让人坚信，“爱国青年”是骂不光、打不死的。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想冒着被广电总局封杀的危险，穿越回一趟宋代，去亲自抗议、强烈谴责网上逃犯武松残害爱国青年西门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EyNTA3NA==&mid=206691799&idx=1&sn=212cf9f18e582975f8979edd3e749081&scene=1&key=0acd51d81cb052bc22b82c0de651505c4232fed5568e125cf78db4d16d716db134e1475242b91f385a36cd3a1c729fab&ascene=1&uin=MjcxNDQ5NDIyMg%3D%3D&devicetype=webwx&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lQEAM8p%2FTL9H%2F795yXZ5rMzZ5mcV9dU3fdhzZGnymUeJ%2BSeX5Xx077jA2BtmkX1I

吴之如发表于2015-07-30 17:18|

[转贴]捍卫少林寺就是捍卫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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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如刀于2015/7/3014:57:19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捍卫少林寺就是捍卫五星红旗

少林寺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虽然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能够象少林寺那样走出国门，享誉四海，其意义远超武学和禅宗，比肩孔子学院。而少林寺的方丈，无疑是面旗帜，甚至事关国家宗教政策及一带一路之方略、一瘸一拐之跋涉。岂料横刺里突兀杀出个欺师灭祖的所谓正义，以公开举报为名大泼污水，大揭疮疤，将属于国家机密而讳莫如深之家丑屡屡曝光，僧俗震惊，人神共愤！

如质疑英雄一样包藏祸心，公开举报少林寺方丈更是居心险恶。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继股市做空失败之后，再次将目光瞄准佛门圣地。显然，他们并非冲佛祖而来，也不是冲方丈而来，更非冲和尚尼姑而来。他们是冲五星红旗而来，通过抹黑方丈，诋毁寺庙，扰我清梦，攻击党和政府的宗教文化事业，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

至于方丈与少林寺和尚有木有包养女人，有木有通奸生子，根本就是伪命题，不屑回答。退一万步来说，就是有了又咋样？孔圣人言曰：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如此小节，无伤大雅。只要装神象神，道貌岸然，沐猴而冠，胎神也是真神！爱国者一俊遮百丑，污言秽语，鸡鸣狗盗，无损其光辉形象！无论是花和尚还是伪和尚，能取来真经就是好和尚。真经是神马？就是爱党爱国，和政府保持一致，让山门财源滚滚！

出家人不屑于世俗纷争，更耻于示人隐私自证清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无即是有，有即是无。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只要老衲木有被床上拿到现行，你就是找到染精内裤，甚至提来一桶精液，也毬用木有！这就是大师境界，这就是禅宗智慧！物我两忘，不答不辨。老子神马都不说，神马都不知道，心中惟有佛祖！

菩提岂无树？明镜梳妆台。千年的故事，神奇的地方。风花雪月，连神仙都欢喜。此时此刻，我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以方丈为首的大德高僧们周围，紧握金箍棒，手提杀猪刀，回击一切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挑衅！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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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如发表于2015-07-30 17:18|

[转贴]捍卫少林寺就是捍卫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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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如刀于2015/7/3014:57:19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捍卫少林寺就是捍卫五星红旗

少林寺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虽然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能够象少林寺那样走出国门，享誉四海，其意义远超武学和禅宗，比肩孔子学院。而少林寺的方丈，无疑是面旗帜，甚至事关国家宗教政策及一带一路之方略、一瘸一拐之跋涉。岂料横刺里突兀杀出个欺师灭祖的所谓正义，以公开举报为名大泼污水，大揭疮疤，将属于国家机密而讳莫如深之家丑屡屡曝光，僧俗震惊，人神共愤！

如质疑英雄一样包藏祸心，公开举报少林寺方丈更是居心险恶。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继股市做空失败之后，再次将目光瞄准佛门圣地。显然，他们并非冲佛祖而来，也不是冲方丈而来，更非冲和尚尼姑而来。他们是冲五星红旗而来，通过抹黑方丈，诋毁寺庙，扰我清梦，攻击党和政府的宗教文化事业，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

至于方丈与少林寺和尚有木有包养女人，有木有通奸生子，根本就是伪命题，不屑回答。退一万步来说，就是有了又咋样？孔圣人言曰：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如此小节，无伤大雅。只要装神象神，道貌岸然，沐猴而冠，胎神也是真神！爱国者一俊遮百丑，污言秽语，鸡鸣狗盗，无损其光辉形象！无论是花和尚还是伪和尚，能取来真经就是好和尚。真经是神马？就是爱党爱国，和政府保持一致，让山门财源滚滚！

出家人不屑于世俗纷争，更耻于示人隐私自证清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无即是有，有即是无。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只要老衲木有被床上拿到现行，你就是找到染精内裤，甚至提来一桶精液，也毬用木有！这就是大师境界，这就是禅宗智慧！物我两忘，不答不辨。老子神马都不说，神马都不知道，心中惟有佛祖！

菩提岂无树？明镜梳妆台。千年的故事，神奇的地方。风花雪月，连神仙都欢喜。此时此刻，我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以方丈为首的大德高僧们周围，紧握金箍棒，手提杀猪刀，回击一切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挑衅！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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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石发表于2015-07-30 18:30|

佛教汉朝才传入中原,孔圣人怎么可能言曰：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佛石发表于2015-07-30 18:32|

看破是心不颠倒，放下是心不贪恋，看得破、放得下，才能入佛法之门。寺庙本应是清净寡欲佛门静修之地，如今却充斥着金钱至上的味道，方丈也变为披着袈裟的红尘商人，已与佛家修行成佛，回归清净妙明、智慧圆满的本性南辕北辙。唉！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裤子发表于2015-08-08 14:55|

我们长期把“人民”一词挂在嘴边，
有没有人认真想过：
究竟谁是人民？
我是吗？
你是吗？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
人民银行、人民医院……
与我有关吗？与你有关吗？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是领导、裁决我们的机构，
要你干嘛就干嘛，你有决定权吗？
人民银行、人民医院，就跟大润发、沃尔玛一样，
我们进去消费，要你给多少给多少，
你有话事权吗？

他代表人民，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内奸工贼刘少奇，
这时你我都是人民的一员，要你把刘少厅押上台，要你喊口号，
要你将刘卫黄送到开封……

要你交公粮纳税费时，
你我都是人民的一员，
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儿子，
老子养儿子天经地义！

哪天看你不顺眼，
他代表人民处决你，
这时你又不是了，
因为你自绝于人民……

想来想去，其实“人民”就是“朕”的同义词，
把“寡人”“朕”变个法子说，
以便迷惑我们罢了！

这样想——
那某党“为人民服务”就通了……

吴之如发表于2015-08-08 15:29|

作者：佛石(2015-07-3018:30)#113楼
佛教汉朝才传入中原,孔圣人怎么可能言曰：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吴之如感言：

杂文与漫画
有时真有异曲同工之缘

直说当然痛快
譬如高呼口号

但是
曲笔未尝不可
不止是回味余地更大
且曲线之美亦为众人欣赏

吴之如发表于2015-08-08 15:54|

作者：裤子(2015-08-0814:55)#115楼
我们长期把“人民”一词挂在嘴边，
有没有人认真想过：
究竟谁是人民？
我是吗？
你是吗？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
人民银行、人民医院……
与我有关吗？与你有关吗？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是领导、裁决我们的机构，
要你干嘛就干嘛，你有决定权吗？
人民银行、人民医院，就跟大润发、沃尔玛一样，
我们进去消费，要你给多少给多少，
你有话事权吗？

他代表人民，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内奸工贼刘少奇，
这时你我都是人民的一员，要你把刘少厅押上台，要你喊口号，
要你将刘卫黄送到开封……

要你交公粮纳税费时，
你我都是人民的一员，
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儿子，
老子养儿子天经地义！

哪天看你不顺眼，
他代表人民处决你，
这时你又不是了，
因为你自绝于人民……

想来想去，其实“人民”就是“朕”的同义词，
把“寡人”“朕”变个法子说，
以便迷惑我们罢了！

这样想——
那某党“为人民服务”就通了……



吴之如感言：

心明如镜
不止是睁眼观世的结果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但是
若遇漫天雾霾
便是登上泰山极顶
也只会满眼茫然

我那位依然活着且依然思想着的常州老乡
110岁学者周有光先生说
他向来愿意以世界的眼光
打量中国

于是
人虽然渐渐老了
大脑却永不僵化

能将世事看清看透看明白
便不会终身愚蠢
假如还敢将观感说出来
就更是智者勇者

只是在今天
这么做
难啊
难

吴之如发表于2015-08-10 18:31|

[转帖]文革文胆戚本禹撑习近平：真正反贪腐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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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之星于2015-8-1013:46:15发布在凯迪社区>会员阅读

来源：大公网|


大公网11月12日讯中央文革小组健在成员、年届83岁的戚本禹首度披露文革中诸多秘辛，为历史逐一补白；这名曾被毛泽东誉为历史研究的当代权威的老人，还评价中共第一人习近平，呼吁他要“好好学习毛主席，重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撑习近平“真正反贪腐领导人”

戚本禹原籍山东威海，从身高上看仍有“山东大汉”的样子。83岁的他思维清晰、表达流利、气色不错，无论是回忆旧事还是讨论时局，面对提问反应迅速，对敏感问题亦没有避讳。曾任中央办公厅信访科长的戚本禹当年管理民众来信，经常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送上他主编的内部刊物《群众反映》，当中也包括送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毛泽东、习仲勋每期都看，习并要求传阅至副秘书长一级，“我跟他（习近平）爸爸经常接触……向他汇报过情况。这个人我印象特别好”。

“我支持习近平，因为习近平是后毛泽东时代唯一一个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是在实际上真正反贪、反腐的国家领导人。”戚本禹说，习近平学毛泽东着作是下了工夫的，“他随口就能背诵毛泽东的名言，如果不好好学，是不可能这麽背的”。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的落马，也让戚本禹感到鼓舞。

“做不到毛泽东赶超普京也行”

他最大的希望，是习近平“把革命进行到底”，“把特殊化阶层打倒”，“习近平如果真能把中国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扭转到社会主义道路上，那他就是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就会成为毛泽东苦心营求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他是毛泽东第二”，“哪怕（习）做不到毛泽东，能赶超普京也行，普京还没收了新权贵阶级的大量非法财产，现在中国几大家族的非法所得，还没有一个被没收呢。如果他能做普京，把他们先解决，也很不错，给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给社会主义的复兴开辟道路”。


-->责任编辑：辛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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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如发表于2015-08-11 17:47|

[转帖]退休领导不撒手，人民日报说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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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o于2015/8/1117:05:28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人民日报文章截图

文/新浪专栏观察家王海涛

8月10日，两件事，至少在字面上与“人民”有关。一个是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署名“顾伯冲”的文章《辩证看待“人走茶凉”》，一个是央行要推出新版本的100元人民币大钞了。

人民币无论怎么改版，人民都会一如既往地爱它，没什么好说的。倒是人民日报这篇千字文，我觉得写得挺好的。文章既不是“本报评论员”文章，也不是“评论版”上的文章，而是发在“理论版”上。这篇“理论文章”指出了一个很多人认为有，但又不被公开承认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人民日报上是这样表述的——

有的领导干部不仅在位时安插“亲信”，为日后发挥“余权”创造条件；而且退下多年后，对原单位的重大问题还是不愿撒手。稍不遂愿，就感叹“人走茶凉”，指责他人“势利眼”。这种现象不仅让新领导左右为难，不便放开手脚大胆工作，而且导致一些单位庸俗风气盛行，甚或拉帮结派、山头林立……

文中提到的这个现象，若出自普通人之口，我是不敢相信的，但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就必须相信了。

于是就有人提出了3个问题：1,报纸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观点？2,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什么信号？3，报纸在说哪些退休领导干部？

我对“信号”没兴趣，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有的退休领导“可以”不撒手而且还能让新领导左右为难？我的经验是，想不通当下的问题的时候，就去看历史，往往就会发现，今天的问题历史上早已有过。这就如同，你遇到什么难题时，去网上搜索，一定会发现你的问题别人早已遇到过，而且答案就那里。

在古代，领导干部退休之后对权力不撒手的情况，一定是有的。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古代的权力体系，后来演变出两个重要制度，一个是关于皇权的，皇帝死太子才能登基；一个是关于普通官员的，权力不能世袭。权力有期，人生有限，对抗这种“期限”，皇帝培养太子，大臣培养门生。

皇帝到死才会放弃权力的权力更替制度，有利于让臣子第一时间确立新的效忠对象。所以，古代基本上不会出现皇帝退休不撒手这种状况，新皇帝一般都会歌颂他刚刚死掉的爸爸很伟大。但也有出现“太上皇”的情况，老皇帝健在，新皇帝登基，导致两个权威共存。

一个猴群只能有一个猴王，两个权威之间必然有冲突。哪怕两个权威是父子关系，也难以愉快地相处。据说，李世民是最早发明太上皇这个“职位”的。他把他爸爸李渊的权力夺走时，他爸爸刚好60岁——60岁，对于用最高权力春药滋养着的李渊而言，应该还风华正茂呢。李渊肯定很郁闷。

有太上皇的年代，不是太上皇郁闷，就是皇帝郁闷。乾隆大帝也当过太上皇，他当太上皇的时候，嘉庆皇帝就很郁闷。乾隆太威武了，嘉庆一边当皇帝，一边当孙子，谨小慎微，见了和珅，都要忍让。总之吧，新领导不便放开手脚大胆工作。

嘉庆郁闷地当了4年的孙子后，乾隆驾崩。第二天，嘉庆就“放开手脚大胆工作”了——立即把和珅给撤职拿问了，罪状公布，大清子民才明白，原来和珅是个特别大特别大的贪官。

但总体上，古代的皇权更替制度，基本上杜绝了一山二虎的尴尬。大多数时候没有太上皇这个东西，在没有太上皇的时候，哪怕新皇帝是还在幼儿园的年龄，其权威也基本上是无可挑战的。

帝制终结之后，就比较混乱了。有些人把1911年之后的连年战争归结为帝制终结后，权威消失所致，不无道理——新权威产生是个混乱的过程，谁的拳头大，谁就是权威。谁的拳头大呢，互相不服，只有比试比试才知道。老孙不服老袁，蒋桂冯阎，互相不服，老蒋和老汪，互相不服。总之，各种不服，以至于，战场上炮火连天，官场上各种内斗。直到1949年老蒋被斗下野，李宗仁代总统还是发现，他有职但无权，因为拿枪杆子的大多是蒋校长的学生，老李有名无实，难以放开手脚大胆工作。这样的混乱和战乱，让很多人怀念帝制，他们，身在当代，心在古代。

当代，是古代的延伸。从古至今，很多冲突，战争，杀戮，都因为品尝过权力滋味的人不愿意放弃权力——放弃之后，便没有安全感。他们清楚他们曾经的冲突、战争和杀戮随时会重燃，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做过什么；他们知道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不到死就不厌倦权力，人性就是，无论钞票怎么改版大家都爱它。

(首发公号“海涛评论”a11096988)

吴之如发表于2015-08-12 22:52|

[转帖]令人困惑的“不能妄议中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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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骑银瓶于2015/8/1221:37:34发布在凯迪社区>会员阅读
今天（2015年8月12日）凤凰网的“凤凰联播台”栏目有个标题是《赵克志指出“不能妄议中央”》。

点开一看，才知赵克志何人？河北省委书记是也。从视频字幕得知，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党员干部绝不能妄议中央。

是说也，爱中央，尊中央，护中央之心之情跃然屏上，令人感动。然冷静理性而思之，愚尝疑乎是。斗胆陈述于下，敬请贤达高人拍砖：

第一，什么叫“妄议”？标准由赵克志书记制定，还是中央制定？是制定一个《防妄议若干条》，还是根据中央首长讲话或中央下发什么政策草案而一事一个《防妄议若干条》？如果真如此这般，请问：如此举措，在我国依宪行政的宪法里，能找到根据吗？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接地气，听民声，让干部说心里话，说真话。按照赵克志书记的要求，干部发言前那就只能察颜悦色，揣摩上峰圣意而“顺议”之，或者“话到口边留三分，不可全抛一片心”，以达到对中央的讲话、草案之类，“异口同声，赞口不绝，热烈鼓掌”。这难道是当今中央的希望和要求吗？

第三，下属对中央首长的讲话，以及中央拟定的举措，能不能有“异议”乃至有可能是“错议”，我以为是可以的。而且，就首长听取意见而言，应该主要是听修正补充的“异议”，才能使中央的“顶层设计”更加完善，符合国情民意。况，中央既然不能保证高层设想都准确无误，怎么能要求下属议论百分之百准确无误呢？

第四，当年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打着“维护伟大领袖绝对权威”的光鲜旗号，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许有半点质疑和“异议”。而在批林的时候，大家才看到，林彪父子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充满了对毛泽东的“异议”。原来，他们“维护伟大领袖绝对权威”的光鲜旗号是假的，掩盖他们的“异议”才是真的。

第五，什么是“妄议”？，即使官方制定几条，还常常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检验。

当年对毛泽东的“冒进”设想，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动员柯庆施写文章在上海掀起“反‘反冒进’”运动。毛泽东不但批判周恩来等人“右倾”，而且说“我是反‘反冒进’者”，批得周恩来流泪写检查，申请辞去总理职务。毛拟用柯庆施接替周恩来总理，后来作罢。而无情的时间和实践证明：周恩来等人不是“妄议”，而是贵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错了！

1957年春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国帮助党“整风”，结果有几十万人中了“阳谋”，其鸣放的帮助党“整风”的意见或建议不但被定为“妄议”，而且被划为“敌议”，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受到批判处理，有的判刑坐牢，统统受折磨二三十年，方在胡耀邦主事拨乱反正以后，才得到“改正”，脱掉“反动”黑帽。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按照党章程序，向党中央主席写信，反映他听到老百姓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制”的抱怨，和他自己的看法。未想到毛泽东大怒，罔顾事实，转变大会“反左”主题为“反右倾”，给彭德怀戴上莫须有的“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组织贝多芬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等等大帽子，撤销“国防部长”等职务。尽管彭德怀在“文革”中继续受到残酷迫害，直至死亡。但是，不仅拨乱反正后为彭德怀及其受株连者平反昭雪了，而且时间和实践将继续证明他的逆鳞之议才代表了公民心愿，民族心声，他才是为民请命的楷模！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文革”浩劫以后，多数人虽疑惑而不敢言。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等等老干部在“怀仁堂”对“文革”提出异议，被“文革领导小组”汇报给毛主席，把这些老干部定为“二月逆流”成员。但时间和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叶剑英、陈毅等等老干部被批的“妄议”是光辉正确的，而“文革”是货真价实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所以，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宪行政，依法治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该省委书记本应广开言路，发动干部及群众向中央敞开心扉，丢掉顾虑，真心议政，让中央集思广益，完善各项法规政策举措，却提出“不能妄议中央”的预警话，让发言者开口之前先有“领导会不会判定我的发言是‘妄议’”的顾虑，某以为是说确实欠妥。

附链接：丰谷酒王-凤凰联播台:赵克志指出“不能妄议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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