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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50周年记

置顶 精华 发表在 漫话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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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50周年了!关于文革的回忆有很多,就我所看到的,所有控诉都很客观。
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客观地对待文革,我也就懒得多此一举地舞文弄墨了。我奇怪的是有些文革的过来人,居然也像当年狂热的红卫兵那样喜欢文革。
对这些人以及其他不了解文革而莫名其妙地喜欢文革的人,我只想说:人所不欲,勿施于己;己所不欲,更勿施于人。
喜欢文革的人,通常是没吃过多少文革苦头的人。跟他们讲大道理是多余的,因为当年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痛苦记忆。但只要问他们是否还乐于再吃文革的苦头,他们就不会那么嘴硬了。
例如:是否愿意享受一下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待遇?也许太高级了,那就世界冠军容国团的待遇呢?也许还高级,那就小干部张志新的待遇呢?还高级的话,那就千千万万到干校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待遇如何?千千万万下乡青年的待遇如何?千千万万家庭出身不好人士的待遇如何……
这些待遇,对今天任何一位正常人来说,都是惨无人道而无法容忍的!既然如此,你凭什么喜欢文革呢?你能保证再来一次文革时,你还能安然无恙?
昨天和一位分别四十多年的小学同学重逢。他说起当年(9岁左右)也受“迫害”:他笑同桌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写成“4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就不得了啦。同桌报告老师,老师上门家访,家长严厉惩罚……如此恐怖的生态,让一个普通小孩子终身难忘!而这,对无数像我这样不幸或更不幸的人士来说,那还根本不是事儿!
距离产生美。喜欢文革的人,有些是好了疮疤忘了疼;有些则是没有疮疤不知疼。时间的距离令他们对文革有了美感。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层对文革的历史采取了回避淡化的策略。这就助长了一些对文革不客观的认识。
但是,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认清文革黑暗的本质,是一个关乎良知与道德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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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油发表于2016-05-17 00:00|

    文革50周年了!关于文革的回忆有很多,就我所看到的,所有控诉都很客观。
    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客观地对待文革,我也就懒得多此一举地舞文弄墨了。我奇怪的是有些文革的过来人,居然也像当年狂热的红卫兵那样喜欢文革。
    对这些人以及其他不了解文革而莫名其妙地喜欢文革的人,我只想说:人所不欲,勿施于己;己所不欲,更勿施于人。
    喜欢文革的人,通常是没吃过多少文革苦头的人。跟他们讲大道理是多余的,因为当年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痛苦记忆。但只要问他们是否还乐于再吃文革的苦头,他们就不会那么嘴硬了。
    例如:是否愿意享受一下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待遇?也许太高级了,那就世界冠军容国团的待遇呢?也许还高级,那就小干部张志新的待遇呢?还高级的话,那就千千万万到干校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待遇如何?千千万万下乡青年的待遇如何?千千万万家庭出身不好人士的待遇如何……
    这些待遇,对今天任何一位正常人来说,都是惨无人道而无法容忍的!既然如此,你凭什么喜欢文革呢?你能保证再来一次文革时,你还能安然无恙?
    昨天和一位分别四十多年的小学同学重逢。他说起当年(9岁左右)也受“迫害”:他笑同桌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写成“4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就不得了啦。同桌报告老师,老师上门家访,家长严厉惩罚……如此恐怖的生态,让一个普通小孩子终身难忘!而这,对无数像我这样不幸或更不幸的人士来说,那还根本不是事儿!
    距离产生美。喜欢文革的人,有些是好了疮疤忘了疼;有些则是没有疮疤不知疼。时间的距离令他们对文革有了美感。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层对文革的历史采取了回避淡化的策略。这就助长了一些对文革不客观的认识。
    但是,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认清文革黑暗的本质,是一个关乎良知与道德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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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楼

  • 吴之如发表于2016-05-17 10:36|

    [转贴]应该给《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词作者立个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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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zqtj123于2016/5/1614:03:09发布在凯迪社区>会员阅读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历史上诞生了最红最红的太阳,同时,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红最红的歌曲,这首歌曲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原名《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是由李郁文作词,王双印作曲的一首歌曲,创作于1964年春天,曾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稍作曲子上的修改。该曲是一首歌颂毛泽东思想的歌曲,反映了当时中国掀起的造神运动热潮,也因此该曲在文革时期传唱度极高。该曲歌词简短,曲调明快,琅琅上口。另外,该曲曾在第三世界相当风行,世界上曾有一百多个国家传唱。

    1964年6月,周恩来在哈尔滨欢迎朝鲜领导人崔庸健时,王双印在迎宾晚会上演唱了该曲。演出结束后,周恩来特地接见了王双印。周恩来评价歌曲:"这首歌写得好,曲调明快,歌词形象生动!"并提出"个别音符是否可改用切分音"的建议。交谈结束之后,词曲作者根据总理的建议作了相应的修改。后来,王双印又接受了原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前身)文艺部副主任王敬之的建议,把歌曲的名称由《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歌词作者李郁文何许人也?

    李郁文家住黑龙江省尚志县,1947年从哈尔滨考入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前身为延安抗大)。他说,自己是挟着一把二胡应考录取的,在军大政治部宣传队开始了他的部队文艺生活。战争年代的部队文艺工作者,要求做到“一专、三会、八能”,成为多面手。他拉二胡、京胡、吹长号,有时也在剧里演个角色。因为他有点文化底子,酷爱文艺创作,写出了许多文艺作品。他因《大海航行靠舵手》而走红中国,由此进入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后来经过几番变动,到离休前是哈尔滨歌剧院的剧、词作家。他对歌剧颇有研究,论著较多,在职时经常担任各种评委,是位权威学者。要说写歌词,他功底很好,有许多作品都获过国家级金奖、银奖。

    离休之后,李郁文寄居海南三亚市港门村,享受无比惬意的晚年生活。除了每天在大东海浴场畅游之外,就是编辑整理《郁文文选》,目前已经出版,成为毛粉们追捧的畅销书。李郁文因为创作《大海航行靠舵手》而名利双收,成为特色中国的成功人士。

    在当今中国,你只要学会歌颂,你的人生就成功了,歌功颂德成为人生追求的唯一意义。

    久哥想起了中国盛唐时期的著名宰相李李林甫。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五月,李林甫拜相,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林甫这个人的乳名叫歌奴,就是歌功颂德的奴隶。真是名如其人啊!在开元二十二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李林甫发表了长篇演说。他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当今皇上是历史上最圣明的君主,我们除了歌功颂德还能干什么呢?人生的全部意义不过就是歌功颂德罢了;二是威胁那些喜欢给皇上提意见的人,要他们闭嘴。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作为仪仗的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你们没看到立仗马(一种在皇宫前作仪仗用的马)吗?它们吃的饲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是哪一匹马要是叫了一声,就被拉出去不用,后悔也来不及了。”从此以后,所有的谏官全都闭嘴了,整个大唐王朝再也没有不同的声音了。

    从1964年开始,中国的那些文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歌功颂德,他们开始不遗余力地追求人生的唯一意义。

    请看超级大文豪郭沫若先生的大作:

    天安门上红旗扬

    毛主席画像挂墙上

    亿万人民齐声唱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寿无疆

    毛主席呀毛主席

    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你只要把这首诗与《大海航行靠舵手》相比较,其艺术品味的高下立见分晓,所以,我认为李郁文先生与郭大文豪相比,应该是高数个档次。因此,我认为,李郁文先生必将名垂青史,永照屎册。因此,我给中国的毛粉们提个建议,你们应该捐款给李郁文先生立个铜像,立个大大的铜像,至少应该比成吉思汗的铜像更高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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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楼

  • 吴之如发表于2016-05-17 11:09|

    作者:老油(2016-05-1700:00)        #1楼
    文革50周年记
    文革50周年了!关于文革的回忆有很多,就我所看到的,所有控诉都很客观。
    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客观地对待文革,我也就懒得多此一举地舞文弄墨了。我奇怪的是有些文革的过来人,居然也像当年狂热的红卫兵那样喜欢文革。
    对这些人以及其他不了解文革而莫名其妙地喜欢文革的人,我只想说:人所不欲,勿施于己;己所不欲,更勿施于人。
    喜欢文革的人,通常是没吃过多少文革苦头的人。跟他们讲大道理是多余的,因为当年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痛苦记忆。但只要问他们是否还乐于再吃文革的苦头,他们就不会那么嘴硬了。
    例如:是否愿意享受一下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待遇?也许太高级了,那就世界冠军容国团的待遇呢?也许还高级,那就小干部张志新的待遇呢?还高级的话,那就千千万万到干校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待遇如何?千千万万下乡青年的待遇如何?千千万万家庭出身不好人士的待遇如何……
    这些待遇,对今天任何一位正常人来说,都是惨无人道而无法容忍的!既然如此,你凭什么喜欢文革呢?你能保证再来一次文革时,你还能安然无恙?
    昨天和一位分别四十多年的小学同学重逢。他说起当年(9岁左右)也受“迫害”:他笑同桌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写成“4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就不得了啦。同桌报告老师,老师上门家访,家长严厉惩罚……如此恐怖的生态,让一个普通小孩子终身难忘!而这,对无数像我这样不幸或更不幸的人士来说,那还根本不是事儿!
    距离产生美。喜欢文革的人,有些是好了疮疤忘了疼;有些则是没有疮疤不知疼。时间的距离令他们对文革有了美感。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层对文革的历史采取了回避淡化的策略。这就助长了一些对文革不客观的认识。
    但是,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认清文革黑暗的本质,是一个关乎良知与道德的课题。



    吴之如感言:

    老油先生对文革的这番评述
    清醒
    理性
    而且平和

    上了年纪的过来人
    都清楚文革究竟是什么货色
    年轻人没有经历过
    但只要看看今日的朝鲜
    就能想象到当年的文革

    薄熙来及其追随者
    企图通过文革式“唱红打黑”
    篡夺最高权力
    回到文革时代
    建立金家王朝式的封建法西斯政权
    把中国变成“西朝鲜”
    这一黄粱美梦已经破灭
    但是
    不要以为同一类型的野心家就已经绝种

    谁如果到今天还在为文革招魂
    若不是糊涂透顶
    就是良心无存

    从长远观点看
    中国终将走向世界
    而不是走向平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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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楼

  • 吴之如发表于2016-05-23 14:50|

    [转贴]人民群众狂热追念胡耀邦的现象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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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j999于2016/5/229:24:58发布在凯迪社区>会员阅读
    人民群众狂热追念胡耀邦的现象意味着什么?

    无奈之余

    这些年,从高官到平民,写了很多很多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尽管胡耀邦离开我们已有20多年,而且在他离世的时候还“悲催”之极,但大家还照样发自内心的怀念他,可见大家对他是何等的钦佩!何等的敬重!何等的思念!

    大家都知道,1980年2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因为1986年12月的反腐败(包含要人权,要民主自由的)学潮,胡耀邦未能主动打压,被邓小平等党国元老认为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错误,要求其自行退位。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被迫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肌梗死不幸去世,其骨灰被安葬在江西共青城。

    胡耀邦去世后,由于大家都可以意会的原因,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暴乱”(当年有关方面的定性结论)。当时的国务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陈希同有一个讲话说:“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紧急状态下,邓小平动用当时驻扎在四川的某集团军,他们开着坦克星夜兼程赶赴北京。之后,军队镇压的暴力场面让人难以言说,凡见过央视报道的电视录像者无不心惊动魄。在此(6.4)事件中,学生的政治诉求及内涵与86年没有改变,赵紫阳重蹈胡耀邦覆辙,其结局可想而知。陈希同在那个讲话中说道,“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因为学生“暴乱”惊动全球,赵紫阳的下场当然要比胡耀邦糟糕得多!至于在镇压学生“暴乱”中表现积极,还“有点”贪财好色的歪瓜裂枣陈希同,那就只能另当别论了!

    2015年11月20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共中央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座谈会的规格如此之高,场面如此隆重,其含义可想而知。习近平在座谈会上高度评价了胡耀邦,他在讲话中回顾了胡耀邦一生的丰功伟绩,总结了胡耀邦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卓越贡献。习近平特别强调,胡耀邦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守信仰、献身理想,虔诚执着、至信深厚,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求真务实、敢于担当,公道正派、廉洁自律,较真碰硬、直面困难,心在人民、利归天下……习近平称胡耀邦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是党的卓越领导人,是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人。显然,习近平对胡耀邦如此崇高的评价,是全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能认可的。有人在网坛上说,在现代中国大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份量最重的,就是胡耀邦!能有老百姓这样认可他,爱戴他,若地下有灵,在九泉之下的胡耀邦似乎可以安心了。

    让人遗憾的是,自推翻封建君主制度100年以来,包括胡耀邦在内的多少仁人志士希望我们国家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在宪法与法律制度下实现人人平等,全民共治,国民通过选举参政议政。然而直到今天,我们竟然还未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整个国家从上到下,从官到民,连说真话,立法治,讲民主,论公道的健康环境都未能建立起来。以党国体制形成的绝对权力导致的绝对腐败现象始终难以改变。某些当权者们言而无实,言而无信,贪赃枉法,侵害百姓,各种社会恶相让人忧心忡忡。面对此情此景,在九泉之下的胡耀邦岂能安心得了?!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1654567&boardid=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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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楼

  • 老油发表于2016-05-27 00:31|

    学生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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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楼

  • 老油发表于2016-05-27 08:46|

    领导人被画漫画最多的莫过于刘少奇,且基本上被妖魔化,今天的漫画人有必要还他一个公道。 本贴最后由 老油 于 2016-05-27 08:47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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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楼

  • 吴之如发表于2016-05-28 13:16|

    [转帖]何方:应为社会主义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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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起风帆_xo于2016/5/2711:31:01发布在凯迪社区>会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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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方:应为社会主义正名

    2011年12月26日01:54AM

    采访者: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马国川

    1991年12月26日,也就是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自此,苏联正式解体,一个曾经傲视世界的超级大国彻底消亡。

    和平静的俄罗斯不同,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各界围绕苏联解体发生了激烈争论。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苏联学习来的。就像105岁的中国学者周有光先生所说的,今天的中国“略作修正,未脱窠臼”。

    “苏联垮台不是因为外来敌对势力的武装侵略或和平演变而垮台的”,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前副总干事何方先生坦率地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权是被人民抛弃的。”

    今年89岁高龄的何方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在张闻天大使领导下在苏联工作了五年。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他在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从事国际问题研究,苏联是关注的重点,又曾任中苏和中俄友协副会长,先后多次访问过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对于苏联解体既有近距离观察,也有深入的思考。

    何方先生没有孤立地看待苏联解体,而是将其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来审视。在他看来,“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斯大林模式则是错误的和失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重大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做出的结论。”

    何方先生呼吁,按客观标准为社会主义正名,“恢复有史以来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名誉。”

    苏维埃政权被人民抛弃

    马国川:20世纪历史波谲云诡,其中苏联解体是一个震惊全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各界人士都在热议和反思:为什么一个曾经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竟然一夕崩溃?您对这个问题有何思考?

    何方:1990年4月我曾经率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苏联,回来后就在政协小组上断言“苏联气数己尽”,受到一些同事的批评和质疑。1991年3月,我再次访苏,亲眼看到苏联开始崩溃。当时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我们作为苏联科学院的客人有时竟然一天吃不到饭,只得晚饭时混到一个学校师生队伍中排队领取一大勺菜饭。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归纳的最好,根本原因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及其领袖对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实行三个绝对垄断。结果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还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政治上专制恐怖、完全脱离群众,意识形态僵化,使社会处于窒息状态。

    马国川:苏联共产党一再声称代表人民利益,为什么会蜕变成为一个垄断权力的专制政党呢?

    何方:这和列宁的建党学说有关。列宁的建党学说比较显著的特点是:一党专政、不讲民主、高度集权、绝对服从、铁的纪律、严格保密、依靠暴力、忽视人权等。这种政党一时和在一定条件下确实有战斗力,所以能够用“十月革命”(政变)取得政权。后来斯大林和苏共也正是依靠这些才建立起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并保持了七十年的存在。

    可是,在这样的政党领导下,不但离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越来越远,还导致经济落后。据西方几个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的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俄罗斯官方也承认,苏联的粮食产量直到垮台时也没有超过沙俄时的最高水平。另外,苏联的政治独裁、专制程度和滥杀无辜却大大超过沙俄,文化也长期凋敝,所以共产党领导和苏维埃政权终被人民抛弃。

    马国川:其实,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也有很多成绩,例如,实现了工业化,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打败了希特勒等。因此,现在国内一些人士坚持认为,并非苏共本身有问题,而是由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背叛了苏共,搞垮了苏联。

    何方:一两个人就能够搞垮一个超级大国?这是典型的“英雄史观”,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据我所见所闻,苏联人民就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沙俄经济在一战前,无论总体还是人均,还都处于欧洲前列,落后的是技术和制度。只是“十月革命”后,列宁、斯大林创建了苏联模式,违背人类历史发展的两大潮流——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才使苏联走向落后。例如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国,二战前的经济水平不低于瑞典、芬兰等邻国,地理条件还优越些,但加入苏联后很快就落后了。1980年当瑞典、芬兰人均产值已达一万五千美元左右时,它们只不过四千美元左右,还是苏联各共和国中最高的。至于自由、平等、民主等就更谈不上了。这不值得深思吗?

    在苏联解体期间,我有一次去了列宁格勒,那里正酝酿投票改名问题。我曾问到坚决主张改名的一位二战中卫城英雄,为什么要恢复旧名。他以沙皇时物质文化生活在欧洲的地位和后来的苏联相比,无限伤感地认为“十月革命”搞错了,说二月革命后多么自由呀,要是此后只着重于实行民主、发展经济,俄国现在决不会处在全欧洲平均水平之下的落后地位。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

    马国川:在您看来,苏联走的是一条历史歧途,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都是必然的。

    何方:是的。我们还可以把苏联解体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来考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于十九世纪,在二十世纪共产党执政的、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并非只有苏联一家。但是这些国家都学习苏联模式,经济上消灭私有制、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国内商品短缺,对外闭关自守;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和党管一切,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的人治和个人崇拜,民主限于形式,实际上不讲自由、平等、人权、公正;意识形态上实行一党垄断和严格管制,禁止思想信仰、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暗箱作业,思想僵化,不容说理,禁止争鸣。因此,这些国家普遍经济不发达,社会不成熟,政权不稳定,时间一长,就难以为继,非垮台不可。

    马国川: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前,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已经纷纷下台。

    何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不是因为外来敌对势力的武装侵略或和平演变而垮台,而是在同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自行崩溃的。

    以往的宣传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为“修正主义”,实际上,它同样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1919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彻底分裂后,主要分成两大流派,一是宣布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国际和各国工党、社会民主党,一是宣布实行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双方都承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开头时还都自封“正统”,但却互不承认,势不两立。在二战之前,社会民主党已经在瑞典、芬兰等北欧执政。二战后,工党、社会党长期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家执政。这就使不但北欧,而且整个西欧也都成了民主社会主义。

    马国川:那么,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实践的结果怎么样?

    何方:1951年,“法兰克福会议”通过的宣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是“扩大民主,把权力交给人民”,“使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经济上实行混合所有制和有国家适当调节的市场经济,建立体现平等原则和博爱精神的社会福利制度,允许意识形态多元化,上层领导和广大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或者原来就不信仰或者已经迅速淡化。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是二十世纪两种社会主义模式在进行竞赛和比较。实践检验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取得程度不同的胜利和成功。以瑞典、芬兰为例,这两个国家在二十世纪初还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而且气候条件恶劣,但到20世纪70年代,它们的富裕程度已名列欧洲前茅,真正做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消灭了等级制和特权,总理、部长在工作时间配用专车的不到五人,首相或总理的家庭也不配备服务人员。更没有工资的“含金量”差别极大和什么正部长级的副部长、以及医疗、住房、用车等分类的“正部级待遇”、“副部待遇”这些怪名堂。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做到了普遍富裕。

    无论按文明和现代化的哪条标准衡量,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大大落后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这决不能以起点低、底子薄为借口,看一下南北朝鲜的差距就行了。所以两相比较和衡量,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斯大林模式则是错误的和失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作为人类社会历史重大特点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做出的结论。

    “苏联东欧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进步”

    马国川:对于苏联东欧的变化,至今在国内激烈争论。一些人士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和历史的倒退。

    何方:坦率地说,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苏联东欧原来的社会制度算不得是社会主义,后来的变化倒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因为它结束了阻碍社会前进的经济模式、专制体制和思想禁锢。而且事实上,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是基本上认同这一看法的,否则他们也很容易再和平演变回去,只要选举那些持过去共产党观点的人再执政就行了。这也不是空口宣传哪个制度优越性大的问题,而是完全可以由实践逐步证明的问题。这些国家变化的时间并不长,但绝大多数已开始显示出比变化前要优越,不但建立了较前民主一些的制度,经济发展也快了许多,而且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得到保留,不少国家还有所充实和增加。俄国经济从1999年开始起飞,年均增长6%,到2006年经济总量增加了70%,但人均实际收入却大大超过这个增量。最近,俄罗斯正式获准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这将有助于俄罗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俄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助力。

    2010年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国务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人民既然选择了自己道路,就绝不会再回到原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将拥有一个现代的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要建立在可遇见的未来的基础之上。”他还说,“不会回到原苏联时期,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关系,俄罗斯国内没有一个人愿意再回到原来的政治体制中去,我们正在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向前走。”

    马国川:现在苏联确实有些人怀念苏联,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另外,在最近的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共产党被认为是最大赢家,得票率近20%,而四年前它的得票率仅在11%左右。

    何方:许多人留恋过去也很自然,但多是老年人,全民大多数并不要求重新回到过去。许多人怀念苏联的大国地位,一些老年人则留恋苏联时期某些更为平均的社会福利政策。

    马国川: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并不顺利。不久前俄罗斯就爆发了转型以来的最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选举舞弊,抗议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二人转”。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何方:向民主制度过渡,没有哪个国家会完全顺利。俄罗斯现在还算不上民主国家,人民还没有经过较彻底的启蒙,还处在半不成熟状态。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二人转”,就说明俄国政治和群众觉悟还包含威权主义成分。反对杜马选举舞弊的游行示威,既说明选举有舞弊,不够公平和透明;也说明俄国人民已有相当的民主权利。在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就没有游行示威的自由。至于俄共得票率上升,一是说明俄共路线和苏共相比已有根本变化,更多地反映了选民要求;二是说明选民对统一俄罗斯党的不满在增加,因而改投俄共。

    恢复社会主义的名誉

    马国川: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据统计,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曾多达七十余个,遍布亚非欧拉美。在您看来,如何区别社会主义?

    何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至今还是一笔糊涂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二百年来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实践,我个人的理解是,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大体要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第一,发达的生产力和丰富的产品,这样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要求和条件,如消灭三大差别,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等。

    第二,混合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由于发展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需要,社会主义初期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为主,然后逐渐发展到马克思说的社会占有(亦即个人所有)和按劳分配为主。这和以国家或人民的名义占有和分配社会资源不是一回事。

    第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宪政、法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自由则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不实行宪政法治,也会成为没有正常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而法治又必须排除等级制和特权,建立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所谓平等,是指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社会生活和人格上的平等、公民在谋求利益和自身发展上的机会均等,而不是物质享受和社会责任上的平均或等同。

    第四,高尚的道德文化和健全的社会福利。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和完整的社会保障,有发达的科学文化,良好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社会讲求公开性和光明正大,反对暗箱作业和阴谋诡计。根据平等原则和博爱精神,建立一套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使人人享受到幸福,社会处于和谐、稳定。

    马国川:这四条标准中,第二、三条最容易引起争议,因为一些人至今认为,社会主义就应该一大二公,自由、民主、宪政等也被斥为资产阶级的专利。

    何方:怎样对待市场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实为国有制),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有重要的教训。事实证明,不实行市场经济、坚持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迟早要垮台的。

    民主和社会主义,在涵义上几乎等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君主专制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不讲自由,只讲愚民政策和镇压,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过大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以过去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苏东巨变已经作了结论的。

    马国川:与您提出的四条标准不同,长期以来,国际共运中始终只认一个标准,就是只看它是不是由共产党领导。

    何方:确实如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当时主管工业的副总理王震去英国进行调查访问后,对陪同人员谈到他的观感时就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只要是共产党领导,不管实际上是残暴统治、万马齐喑、饿殍遍野、居民外逃,也还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因素再多,但不是共产党领导,就只能是资本主义。这真是一种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和蛮不讲理的狭隘宗派主义!因此,必须改变这种只看标签的办法,而按客观标准评定一个国家的性质,看它所含的社会主义因素有多少。社会主义因素多的国家,不管它是由什么党领导和人们怎么称呼,都应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或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离上述标准太远的国家,即使一切完全由共产党控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按客观标准为社会主义正名,才能恢复有史以来人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名誉。

    (注:本文仅代表受访者及采访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mail.com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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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楼

  • 吴之如发表于2016-06-30 08:13|

    [转贴]务必警惕重回极左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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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大瘟于2016/6/2923:45:53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当下中国务必警惕重回极左老路。许多苗头己初见端倪,具体见下……
    1、经济为中心还是意识形态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质就是否定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从属地位、服务地位,而不是相反喧宾夺主,天天陷入一种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
    2、开放国门还是闭关锁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开放政策,就是深刻分析了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的本质原因,并且这种开放是面向人类一切文明的开放,是一种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胸襟。相反,当下纠缠于所谓西方和平演变的陈词滥调,尽然发展到要拒绝西方的思想、方法、理论进高校教科书,重回中西阉割、东西阉割的老路。
    3、个人崇拜还是集体领导?粉碎"四人帮"以后,吸取党和国家在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的深刻历史教训,以及党内民主生活被肆意践踏的教训,党的历次全会文件都十分強调不允许个人迷信与崇拜。
    4、全否文革还是局部否定?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结论,文革必须全面、彻底地予以否定,而且重申这场浩劫沒有任何积极意义。当下,文革成渣开始泛滥,赞美文革或部分肯定之论不绝于耳。
    5、蹈光养晦还是决意当头?党的历次文件都強调了要争取有利建设的国际环境,认定了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趋势,而且改革开放后主动收缩了对外援助,避免充当第三世界的头的不切国力的做法。而当下战争论、一决论等等喧嚣尘上,大有当年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势头。
    ……………………………………
    还有太多迹象表明,当下中国确有再次滑向极左深渊的危险,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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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楼

  • 吴之如发表于2016-07-03 16:44|

    [转帖]《人民日报》一句稀缺无价的话
    作者: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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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书蠹于2016-7-311:32:36发布在凯迪社区>会员阅读
    中共建党95周年、执政67年,所有的纪念活动应该以“宣传成绩,总结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凝聚人心,正道前行”为宗旨。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丰功伟绩要亮透,缺点错误要说透。临近七一,在官媒公开的纪念文本中,宣扬绚丽光辉、礼赞伟大业绩的篇章、颂辞,几乎全覆盖,而谈及错误教训的文字,却极其罕见。

    中共的伟光正,不容否定。但是,错误也不可虚无,尤其是对于长达十年之久文革动乱的教训,那是绝不应该忽略和掩盖的。因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定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文化大革命“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269、p272)

    有关总结文革教训的文字,即使在庆祝中共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也找不到,遗憾得很。值得庆幸的是,《人民日报》6月29日、30日头版连续刊发长篇纪实性抒情文章《以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上、下),长达14000多字,该文在赞扬中共坚守信仰和不屈不挠推动中国前行的排比句中,有这样一句:“面对“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他们信念执着、从不消沉”。

    “纪念中共建党95周年”文章数不胜数,但是,出现否定和批判文革浩劫的语句的是否仅此一篇?笔者无力考究。不过,在中共机关报上,能出现此一篇一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凤毛麟角”,让人略有欣慰。

    总结中共党史和中共执政史,否定文革,汲取其惨痛的教训,是永远不容回避的一课,也是永远无法虚无的。执意要回避和虚无,其后果不言而喻,目的无非想重演文革悲剧,拉历史的倒车。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1730942&boardid=44 本贴最后由 吴之如 于 2016-07-03 16:46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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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楼

  • 吴之如发表于2016-07-03 16:57|

    [转帖]郭良平:建什么党导致建什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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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吴发AD于2016/7/310:02:43发布在凯迪社区>会员阅读
    郭良平:建什么党导致建什么国

    郭良平

    2016年05月27日

    |

    中国聚焦

    一个党的形态决定一个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形态,这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建什么党导致建什么国”这个命题在多数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很难成立,即便在一党独大的新加坡,执政党也必须努力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的变化。但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以其组织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覆盖之广、渗透之深,中共的党建模式,对国家形态和人民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就要求中共认真思考建设什么样的党,才符合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盲目的“制度自信”往往湮没了这种思考。

    按目前政治发展的轨道,中国面临着“二律合一”的危险,即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和列宁党的僵化律叠加,造成中国社会创新能力不足。在追赶型的快速发展阶段结束后,中国可能再次落后。

    一个社会的创新力受其制度的制约。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就是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突破这个束缚需要一场革命。追赶阶段的创新几乎都是外来的,对制度本身的创新能力要求不高。改革开放提高了中国对外来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但不等于也提高了其制度的创新能力。快速发展往往造成一种虚假的“制度自信”,使制度建设不自觉地陷入历史传统的惯性中去。而中国的大小两个历史传统,都是非常保守的。

    儒教大传统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传统农业是一个随着季节变化周而复始、永不止歇的过程;反映到历史上就是所谓的“中国历史周期律”——朝代更迭,结构依然,经济社会停滞。与之相适应的伦理秩序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三纲五常”之类,也是亘古不变。在这个伦常中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发挥的空间。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曾经领先世界,但其潜能早在汉代就已发掘穷尽了,以后的制度变迁都是修修补补,万变不离其宗。驱动朝代周期更替的主要是腐败的程度。长期停滞的结局是落后挨打,百年耻辱。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了一些改革或“变法”人物,但他们不仅撼动不了传统社会的根基,而且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有人会说,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是二战后最成功的,因此传统文化并不保守。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奇迹中,儒教文化起的是辅助而不是主体作用。起主体作用的仍然是市场竞争和科技进步。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儒家的资源在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也剩下不多了,而且都是经过筛选和改造过的。

    如果说儒教大传统主要表现在伦理、文化、国术等宏观层面上的话,列宁党的“小传统”则在微观层面上为其补足了制度基础。古典中国的大一统政府只到县一级,而中共的政权和组织则深入到村里和车间。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个人对单位的人身依附;按指令生活成了每个个人、每对夫妻、每个家庭的常态。社会的基本活力都受到压抑,更遑论创造力了。一个解放牌卡车几十年一贯制,到改革开放之初依然是二战初期美国的设计。停滞、僵化、逐渐落伍,是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共同命运。

    改革开放大大激发了经济的活力,但党建模式近来有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的趋势,即不断向微观控制回归。这个趋势令人担忧,是因为中国仍然是党国体制,党建模式没搞对的话,对国家和社会的负面影响会很大。

    抑制中国社会活力

    在大陆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脉相承的是党国大一统。在组织层面它是苏共的翻版,在文化层面上则是几千年帝制的变相延续。国民党从前自称“党国”,西方学术界至今仍称中共政权为“党国”(party-state)。两者都是党在前,国在后,党大于国。国民党是苏联顾问帮孙中山改组的列宁式政党,共产党是同一批顾问组建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两者都是“二律合一”的产物,都对中国社会的活力有抑制作用。这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表现得很突出:禁忌越来越多,学术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在思想界和文化艺术等创造领域更是如此。民国时期中国文艺、科技和工程界仍出了一批巨匠,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控制力不足。控制力强大的中共时期则一个都没出。

    除了窒息创造力外,旧的党建模式还有两大危险。首先,在千年皇权文化的熏陶下,领袖容易超越于党之上,形成帝王式的独断专行。国民党的口号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毛时代实施的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体制和文化都存在着独裁的基因,易产生党大于国,领袖大于党的现象。毛时代党内标准称谓先是“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变成“毛主席、党中央”。大跃进和文革的恶果是大家都看到的。

    其次,旧党建模式追求的是动员力而不是创新力。着重点是纪律性,全党一致和服从。它在经济建设上的优势仅在追赶阶段有效,因为这时的目标明确,手段清晰,更需要动手而不是动脑的能力。这种“制度优势”被概括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前提是明确知道要办什么大事和应该怎么去办;只要有一样不知道,就可能有灾难性的后果。大跃进的蒙昧导致了“后院小铁炉”遍地开花,结果砸了锅,毁了林,招来了大饥荒。

    大跃进和文革的一个更重要的教训是:动员就是运动,而运动则不可避免会出现盲从和羊群心理——人们必须终止思考以求“跟上形势”和上级的“伟大战略部署”。任何异议都是异端,会受到严厉惩罚。但是中国越接近现代化,现成的路就越少,就需要更多人来思考和做更广泛的尝试。

    所以陷入二律合一的停滞是个现实的危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经济社会变化一日千里,未来包含了各种可能,也充满了不确定性,需要创新力去发掘其潜能。八、九十年代的放权让利,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目前通过临时集权以利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很有必要,但最终目的仍应该是放而不是收。集权的目的是为更好的“放”制定规则。目前的党建模式却反其道而行之,对经济社会实行全面覆盖和管控,片面地追求动员和管制力而牺牲创造力。

    新时代的党建思路应该是革命性的,面向未来的,而不是复旧。光荣传统再好也属于过去;要继续利用就必须创新改造。在强化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中共越来越借重于儒家大传统。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大传统和一个有僵化历史的小传统相结合,很容易将中国社会带入新的停滞。中国历史的周期律会不会以新的方式重现?这个问题值得改革设计者的高度警惕。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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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楼

  • 吴之如发表于2016-07-03 17:53|

    [转帖]这些人必须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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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行老松于2016/7/221:17:49发布在凯迪社区>会员阅读
    这些人必须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作者:耶稣快来

    周扬:毛主席給我一个名单,这些人必须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1957年,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隔三差五便有轰动消息。当时主其事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周扬。后来文艺界对周扬自然怨言声声、怒气冲冲。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中,陆定一和周扬是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扬为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出力甚多,但人们对他在1957年的所作所为仍不能原谅。1957年的“右派”丁玲等人变成了“左派”,而周扬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却变成了“右派”,前者对后者依然耿耿于怀。周扬是代人受过。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是我所在的第三组的召集人。那时他已年逾古稀,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但主持会议,带头发言,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弄错了,不是追悼会。后来了解,是中组部举行的一个仪式,宣布为冯雪峰的右派问题改正,恢复党籍。追悼会是在这之后举行的)。同去的人说,他一进会场就痛哭流涕。他自己说,见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1975年,周扬刚从牢里放出来,独自一人,坐公交车从西到东,横跨北京城,去看望癌症晚期的冯雪峰。看到雪峰穷困潦倒,周扬返回家中,向夫人苏灵扬要了三百元钱,再次送去。雪峰十分感动,写了一篇寓言《两只锦鸡》,说:两只锦鸡各自拔出一根最美丽的羽毛,送给对方。雪峰行将就木,唯念党籍尚未恢复。周扬回家后连夜给毛主席写信,代诉衷情。而这时他本人的党籍也尚未恢复。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冯雪峰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是“在劫难逃”。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宣布:“冯雪峰是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第二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文化部的通知:“你处报来的冯雪峰的材料,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本没有上报冯雪峰的材料,而是四个月以后补报的。先在报上点名,然后宣布决定,而决定所依据的材料四个月以后才凑齐。处理的程序完全是颠倒的。名单上的人,有的周扬也想保护,例如漫画家华君武。他说:华君武出身贫苦,到过延安,言论有错,还不是右派。遭毛严厉斥责:“华君武不是右派,你周扬就是右派!”周扬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倒并没有完全归罪于这个名单,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陆定一曾自责:“中宣部的任务无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这个,明天整那个。”“胡风分子”贾植芳吃过周扬的苦头,但他坦言:“如果丁玲、陈企霞当权,可能比周扬还周扬。”以前只知道凑“指标”、按“百分比”抓右派,居然还有按实实在在的预定的“名单”抓右派!而且,没有材料就翻老账。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规模的翻老账运动。我们第三组议论纷纷,有人问:“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周扬说不知道。有几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说:“一定是江青那个坏女人提供的。”我说:“不一定。江青不过是看家狗一条!”后来审判“四人帮”时,江青果然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我相信周扬的为人,但所说的这个重大情节没有证据。我私下对周扬说:“这叫死无对证。”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推卸责任。他说:“你去看看1958年1月份的《文艺报》。”我有印象,说:“好像专门登了几位作家在延安时代写的作品。”“那就是为了翻老账。你再仔细看看‘编者按语’,是不是主席的话?”我把1958年1月26日出的《文艺报》第2期找了出来,“编者按语”的题目叫做《再批判》。确实,那口气非毛莫属,印证了周扬所说的情节。后来我又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文稿》(内部发行)第7册找到了这个“编者按语”,那就是铁证了。注解中说:“根据***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2期出一个特辑。《文艺报》拟的按语,***不甚满意,改写和加写了许多段落。”《再批判》的全文如下,括号中的文字就是***改写和加写的段落:(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在1941年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在延安时,两位武夫贺龙、王震曾狠狠地批评湖南老乡丁玲。周扬说,当时毛主席保了丁玲。而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还是经他老人家修改、润色的。“编者按语”继续写道: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15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15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重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句陶渊明的《移居》诗,从此就有了新的含义。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赏”,经批判家们“疑义相与析”,必定是“毒草”,对作者则发出“打倒”的信号。故流行的成语词典都要特别注明:“现常用于贬义”。隐逸世外的陶渊明,决没有想到他的诗句会成为***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请继续看“编者按语”:(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对于我们有些什么教育作用,毒草何以变成肥料,我们发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冯至同志的六篇文章,而把每一个批判对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后面。当然,这个批判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判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马铁丁是郭小川。上述六位批判别人的人,后来也遭到批判,有的被打倒甚至受迫害至死。丁玲、陈企霞早在反右派之前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大鸣大放中噤若寒蝉,为什么还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因为又一次被列入毛给周扬的名单,“在劫难逃”。由此可见周扬所言非虚。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说明,***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名单?起初,***确有整风的诚意,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后来形势急转直下,矛头指向帮助党整风的人。李维汉的回忆录提供了关键时刻的重要材料:“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意见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同志……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1-834页]。罗隆基的原话,是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在***看来,这就是知识分子“翘尾巴”了。储安平“向老和尚提点意见”,批评“党天下”,更是“尾巴”翘上天了。工人、农民都没有“尾巴”,就是知识分子有“尾巴”。***对知识分子的“尾巴”,观察是很细致的。什么叫“翘尾巴”?狗才“翘尾巴”,“翘尾巴”就是不听主人使唤。发动反右派运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加掩饰地讲是为了整一整知识分子“翘尾巴”。***“下定反右派的决心”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讲的:“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选集》第5卷,第427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总是提醒人们注意“尾巴”!所以平时不“翘尾巴”的,即使放出了右派言论,也可以保护过关,如黄炎培、胡子婴。[《回忆与研究》下,第834页]②平时“翘尾巴”的,即使没有右派言论也要戴上帽子,恰如周扬所说的“在劫难逃”。丁玲等人,政治上一点不“右”,反右运动把“左派”打成“右派”,确实是搞错了。坏就坏在他们常常向党“翘尾巴”,故打成“反党集团”之后仍不罢休,没有“右派言论”也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右派分子”帽子一戴,就像套上了紧箍咒,不翘“尾巴”了;摘了“右派分子”帽子,非但不翘“尾巴”,反而对党感恩戴德了,于是以“优秀共产党员”告终。不是说丁玲写过“自首书”吗?那也一笔勾销了。从***在“编者按语”中所写的可以看出,要“翻延安的老账”完全发自内心,决非“坏女人”江青唆使。***交给周扬的那个名单,其中一批老作家从延安时代起就是属于“翘尾巴”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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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楼

  • 吴之如发表于2016-07-09 18:15|

    [转帖]向忠发“猥琐”“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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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护习李张于2016/7/913:34:02发布在凯迪社区>会员阅读
    他真是“猥琐”“无能”的中共总书记?丨周看人物原创2016-07-09周志兴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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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印象里,当然是读史料得出的印象,向忠发是一个有着很多缺点的工人。据说,他为了戒嫖,自己剁下了一个手指头。这件事情,既说明了他的毛病,也说明了他的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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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忠发

    七月份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月,周看人物说说向忠发。

    向忠发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但是,在党史上,留下的资料不多。30多年前,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组工作,研究刘少奇的前三十年,这个阶段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我基本都翻过,都是那种用潦草的笔迹记录在单篇的纸上,出现的比较多的名字中,就有向忠发。

    在我印象里,当然是读史料得出的印象,向忠发是一个有着很多缺点的工人。据说,他为了戒嫖,自己剁下了一个手指头。这件事情,既说明了他的毛病,也说明了他的决绝。

    这符合底层产业工人的性格特征。其实,这个毛病没有因为剁掉一个手指头而彻底改变。他最后被捕,就是因为没有听从组织的吩咐,硬要去找情妇过夜才造成的。

    虽然是工人,但是他还是读了五年小学,那个时候,五年小学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因为家境贫寒,他14岁就去大企业汉阳兵工厂当了学徒,以后的经历颇为复杂,当过佣人,当过水手,当过轮船的大副。丰富的阅历成就了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加上他识字,为人仗义,在普普通通的工人堆里一定是鹤立鸡群的。

    因为他被捕不光彩又有叛变的嫌疑,所以,在后来的党史资料里,都把他说成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无用傀儡,其实,我看是有点过于贬低他,这不能解释为什么他在1921年就成为有着上千名会员的汉冶萍工会的副委员长。

    共产党的章程规定了它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可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远远低于马克思的预期,所以,优秀的工人就成了凤毛麟角。向忠发脱颖而出,和他的工人身份非常有关。

    向忠发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



    于是,在二十几天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2月向忠发得到了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的机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这下进入了苏联老大哥的视线。尤其是他还和苏联代表团的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

    这相当于在他原本就闪光的身上又涂了一层金。

    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举行的。把这次大会看做是向忠发一步登天的会议,并不为过。

    不过,向忠发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刚刚离开幼稚园的年龄,要有保姆呵护,这个保姆就是共产国际,其实就是苏联共产党。

    保姆是这样安排这次大会的呢?

    关于六大代表,由共产国际审定了84人,其中工农分子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连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后来都有些愤愤不平,他把这次的代表安排说成其中“暴徒一大堆”。

    而关于向忠发的位置,在6月17日下发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是在会议上,向忠发成了万金油,哪儿都能用上,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可谓显赫一时。

    于是,到了7月10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从陈独秀、瞿秋白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当党的最高领袖,担子再转到向忠发这个工人的肩上,落差还是蛮大的。

    虽然向忠发能力难以领导全党的发展,但是,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当时看不大,但是,影响是深远的,例如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档案材料保存很不完整,向忠发虽然当了差不多三年的中共最高领袖,但是,还是很少有资料留下来,甚至关于他被捕后是不是叛变了,也还没有定论。

    好在“周看人物”不是探究人物的历史,而是希望从历史中探究道理。关于向忠发的历史,可以再去探讨,我在这里试着说一个道理。

    从历史上看,党的领导人是在斗争中才能见分晓的,事先确定的标签是没有用的。不管是向忠发身上的无产阶级标签,还是陈独秀身上的党的创始人和大知识分子的标签,都是形式,本质的,是需要在实际斗争中能够被同志们信服。而被信服的最主要因素,是带领着同志们节节胜利。

    标签没有用,产生的方式也仅仅是个参考。无论是领导指定的还是选举产生的,如果不能再实际斗争中展现自己的才华,也不能被认可。在能不能胜任这一点上,战争年代的标准和和平年代虽有不同,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1931年11月27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一个机构在草创期,领导人更难当一些。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更换的比较快,几年一个,有的也许名义上不是,实际上是党的领导人,我认为,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当时有苏共和共产国际的背景,他们不在第一线而又是有资格指手画脚的,更增加了试错的几率。

    屡屡失败后,才能有总结的条件。共产党长征到了遵义,特别是到了延安之后,才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而毛泽东身上的标签恰恰不是最闪光的,他只能算是小知识分子,是带有农民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然而,实践证明,他确实最合适的领袖,因为中共在他的领导下,开始所向披靡。

    在这个意义上说,向忠发运气很糟糕。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登上了一个错误的位子,因此有了悲剧的结局。在中共向上攀登的梯子上,他也许只是一级。

    可是,即便是毛泽东,也不可能一步就登上顶峰。

    所以,每个阶段的领袖只能完成每个阶段的事情。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解读历史时,往往会把在某一级台阶上跌倒的人更深地踩在泥里,似乎他们只配做泥里被踩的一块砖头。

    其实不对。

    包括向忠发,他还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在北伐战争中,向忠发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在发动工人方面,功劳卓著。在短短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组织从最初的13个发展到了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达到几十万。

    而当向忠发被定性为叛徒后,这些功绩基本就不提了。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猥琐的无能的叛变了的向忠发。这并不公平。把他说成是昙花一现,也许更准确。



    1950年代初期,一篇颂扬朱德艰苦朴素精神的文章——《朱德的扁担》被编入了小学教材。然而,在十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学生们过完寒假回到学校后发现,同样一篇课文,已经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无数的“红小兵”们又开始在这篇课文中学习林彪的艰苦朴素的精神。仅仅数年之后,林彪事件发生,教材又悄然换回了《朱德的扁担》。一根扁担,就这样随着政治风云变幻而不断发生换位。这是对常识的亵渎,还是对现实的嘲讽?

    如果历史人物也是要用胭脂来装扮的话,那么,假如是一定数量的胭脂,向忠发之流,说之流是说还有许许多多历史上的失败者,他们是不配用的。那么,就全部用在了胜利者的脸上,不管本来是不是这样漂亮,反正要打扮出一个最美的面孔来,根本顾不上是不是真实。朱德的扁担变成林彪的扁担,这样的故事还在不断演绎。

    要是一场大雨,冲掉了胭脂的话,围观的人会不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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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楼

  • 吴之如发表于2017-11-11 07:45|

    [转贴]真正值得注视的,是这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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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飞轮0于2017/11/1010:00:14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






    一个东西被最高权力者沾染过,就是最高权力者的化身,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是几千年来权力运行的法则,圣旨、密诏、血诏、尚方宝剑、黄马褂、丹书铁券如此,佛珠、椅子等日常家什,也是如此。

    莫言最杰出的小说之一《檀香刑》中,就讲了这么一段“见物如见君”的故事。

    高密县令钱丁舍生忘死只身深入虎穴擒获“匪首”孙丙后,山东巡抚袁世凯要求以“最不得好死”的方式处死孙丙,他于是派人去请本县告老还乡的刽子手赵甲出山。

    赵甲不是一名普通的刽子手,否则他也受不起“告老还乡”的说法。

    对于死囚来说,刽子手就是高高在上的生死主宰者,是权力的代表,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连编制都没有的刑部杂工,在体制中人看来,他们和他们手中的屠刀无异,工具而已,是“连下九流都入不了的人渣”。

    但赵甲不一样。当年他完美地完成了一个行刑任务,以不多不少的五百刀凌迟处死了试图为戊戌六君子报仇而刺杀袁世凯却失手被擒的热血青年钱雄飞而声名大噪,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接见,并被钦赐老佛爷手里的佛珠和皇帝屁股下的龙椅,来头大得很。

    不知深浅的钱县令以为赵甲可以随传随到,自然碰壁,随后只得亲自登门恭请。

    但有二件御赐宝物护身的赵甲,根本不把这位不把他放在眼里的钱县令放在眼里。

    一见面,赵甲就手捧佛珠站了起来,骄傲地说:小民有当今皇太后亲自赏赐的佛珠在手,恕小民就不给父母官下跪了。说完,高高举起佛珠,仿佛在期待着什么。

    钱县令只得退后一步,以标准姿势下跪,额头触地,用哭咧咧的声音说:臣高密县令钱丁恭祝皇太后万寿无疆!

    但赵甲不接钱县令的话茬,正眼也不给一个地继续说:小民臀下这把檀香木椅子,是当今皇上赏给小民的,按官场规矩,应该是见物如见君。

    钱县令满腔怒火却只能强压着不发作,脸色深沉,闭眼长叹一声后再一次扑通下跪,对着那把椅子叩了一个响头,大声吼叫:臣高密县令钱丁恭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扫够钱大老爷威风的赵甲终于答应启程,但提了一个要求:钱县令必须让人把这把椅子抬去见袁大人。

    只得照办的钱县令也不是盏省油灯。椅子刚搬入轿中看不见,他就猝不及防地扇了赵甲两个恶狠狠的耳光,直打得赵甲迷迷瞪瞪跌坐在地,吐出一口血,血里还有牙。

    钱县令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只是,等待他的,是赵甲的报复。

    赵甲一到,远比钱县令见多识广的赫赫有名的袁大人慌忙站了起来,腆着肚子小跑上前帮忙搬椅子,安放妥当后抖袍甩袖双手去冠跪地磕头道:臣山东巡抚袁世凯敬祝皇上皇太后万寿无疆!

    R03;

    在一旁惊呆的钱县令,待袁大人行礼完毕后才意识到自己已犯下冒犯天威的大罪,于是仓皇跪下,对着赵甲和他的椅子、佛珠再行三跪九叩大礼,额头被大堂上的冷砖头碰得起了肿包。

    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赵甲的告状。主持公道的袁大人即刻命令钱县令向赵甲磕二个头,并赔偿他二十两银子补牙。

    至此,赵甲这名被视为“人渣”、“畜生”、“贱民”的刽子手,风风光光地完成了对正五品的钱县令的碾压,以及收获了从二品的袁巡抚的礼让三分。

    这一切,借助的,是那两件来自最高权力者钦赐的死物:佛珠和椅子。

    这两件死物,代表的是那二位远在天边的主子:皇太后和皇帝。

    在权力金字塔里,位于塔尖的最高权力者既是下面所有权力的来源,其权力又超过下面所有权力者的权力的总和,一个人决定着全部人的尊卑、贵贱和生死,弱肉强食的法则无需掩饰赤裸裸呈现,“正义”这个文明政治的内核难觅踪迹,人身依附是它的主题词。

    既然“正义”缺位,就只能靠“忠诚”来维系秩序。而被抽走掉“正义”内核的“忠诚”,只有上下没有对错,只有强弱没有是非,剩下的就是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权力的公器变成了人身依附的私器,貌似坚固实则脆弱。

    是表演就必须特立独行,否则无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要是诸如气贯长虹顶天立地不掺杂质不注水分不绝对就是绝对不的漂亮词藻已被抢用,就要另辟蹊径,在行动上标新立异,比如像钱县令袁大人对着皇太后摸过的佛珠皇帝坐过的椅子顶礼膜拜一样,对着一块石头磕头谢恩,见物如见君。

    “见物如见君”很滑稽,却精准地揭示了这个事实:以抽走掉“正义”内核的“忠诚”所维系的人身依附式的权力体系,最终,就是这个体系中的所有人都被否定为“人”——最高权力者上升为神,其他掌权者则降格为猪狗;猪狗们在被神沾染过的死物面前,照样是猪狗,而遥远的神,就在死物中高高在上地注视着他们。

    小说中,当赵甲对袁世凯说自己只是刑部的一条狗时,袁大人就爽朗地大笑起来说:好啊,能够自轻自贱,就是一条好汉。你是刑部的一条狗,本督就是朝廷的一条狗。

    这样的一个没有人只有神和猪狗的社会,怎能不堕落,怎能不倾塌。

    就在袁大人和钱县令对着椅子卖力表演忠诚之际,胶澳总督、德国人克罗德带着轻蔑的笑容在一旁欣赏,比看舞台上的大戏还过瘾。

    这一切,都是他要求捉拿反抗德国人的“匪首”孙丙引起的。他,才是真正的神,钱县令和袁大人的主子不过是他刀下的鱼肉。

    二百多年前,当大清从大明手里接过这片广阔河山之际,崇祯皇帝把自己吊死在北京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二百多年后的1912年,大清的末代皇帝溥仪在袁大人的枪炮环绕中走下龙椅体面谢幕,幸运地不用和歪脖子树见面。

    但实际上,自他的先祖从大明王朝手里接过以“见物如见君”为象征的帝制衣钵之时,这棵歪脖子树就一直在等待在某个时刻和他们见面,看他们诸如在一把空椅子前的“忠诚”表演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

    歪脖子树,才是一棵真正值得注视沉思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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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楼

  • mengxing发表于2017-11-11 13:27|

    某色恐怖,万马齐喑,五十年又一轮回。
    二师兄们陶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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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楼

  • 吴之如发表于2018-02-15 23:51|

    [转帖]辛可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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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wj999于2018/2/1418:23:22发布在凯迪社区>会员阅读
    辛可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演讲:法国新闻自由纪念日特刊



    火眼金睛

    百家号05-0316:44

    文/辛可

    诸位是学新闻的,请问中外媒体最本质的区别何在?我的判断是,中国的媒体主要是传播“正能量”,外国的媒体是传播“负能量”。

    一般来说,媒体最大的价值就是监督掌握公权力的人或机构,这是他们的天职,也是他们的职业操守。美国之所以不容许政府办媒体,就是要保持媒体的独立性——如果是政府掏钱办的,还怎么好意思骂政府的娘,骂白宫那帮老爷的娘!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十九世纪末期的“扒粪运动”。当时美国的情况跟今日之中国有点像,各种型号的暴发户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新闻工作者揭竿而起,揭露政界、商界的各种黑幕,形成强大的舆论风暴,迫使政府和暴发户做出让步,调整政策,最终推动了美国的社会改革,并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简言之,没有十九世纪末期的“扒粪运动”,没有一大群有良知的媒体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就没有现在的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的媒体重塑了美国,也重塑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关于舆论的力量,美国第八任总统马丁·范布伦讲过一段很给力的话:“在这个国家,舆论是一种力量,为了它我感谢上帝。因为舆论是一切力量中最正直最强大的力量。它不会容忍无能和卑劣的人用他们软弱或邪恶的双手来执掌他的同胞们的生命与财产。”

    而在中国,媒体的主要特点是传播“正能量”,诸位在所谓权威媒体工作的师哥师姐,就是其中的典范。这也是所谓中国特色。他们一改西方媒体的工作方式,而是在两方面精益求精,一是代表政府教化人民;二是代表人民歌颂政府。

    当然,他们也传播负能量,比如锲而不舍地揭露、批判外国政府。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们拿着中国人的血汗钱,却替外国的老百姓打抱不平,逼着外国政府善待他的子民,把国际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之所以如此,最根本的原因是媒体到底为谁所有。如果是政府的喉舌,那良知和操守就不重要了,新闻正确也无所谓,关键是政治正确。惟其如此,不但安全且容易升官发财。可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媒体基本上都是水货,是人类传媒史的耻辱。

    诸位学过新闻史,比我更清楚,在现代社会,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之一。我们常讲,民主政治是三权分立,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权,就是社会舆论,就是独立的媒体。这也就是美国缔造者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坚持要搞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根本原因。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政府干涉新闻自由的可能性。为此,杰斐逊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在有政府而无报纸或有报纸而无政府之间,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舆论监督,政府和老爷们“就会变成狼了”!任何人都不能对此心存侥幸,因为“这似乎是人性的普遍法则,尽管有个别人是例外。经验表明,人是吃自己同类的唯一动物”。



    作为“打江山坐江山”的官一代,托马斯·杰斐逊可以讲这种狠话,若在中国,讲这种话很危险,会被很多人找麻烦,而且麻烦不小。杰斐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识到一个真理,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作恶,没有监督的老爷会变成豺狼。要防止他们变成豺狼恶棍,媒体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类似的话阿克顿勋爵也说过: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什么是绝对的权力,就是没有制衡的权力,没有监督的权力。林肯认为,要检验一个人品性,就给他权力。道理异曲同工。权力是双刃剑,既可以用它来行善,也可以作恶,祸国殃民。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权力监督。

    经常听人说,我们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好像没错,但同样我们要清醒意识到,集中力量也可以作恶,而且比不集中作恶的后果更可怕。比如过去的苏联,现在的朝鲜,就是集中力量作恶的典范。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大家心知肚明。比如三峡工程、户籍制度这样的奇葩,是不是属于这种类型?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我们选德才兼备者组成政府,就不作恶了。我坦率告诉大家,这种想法很危险。一个人掌握了权力,这种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他极有可能会作恶,区别只是程度问题。任何时候,不能把政治的好坏寄托在某些人的个人品质上,那玩意是靠不住的。



    在现代社会,为何要建立一整套的制度来相互制约,强化民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就是基于某种假设,如果没有制约和监督,当官的就会变成豺狼恶棍,必然为一己之私无法无天。所以我们才会说,民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防止掌握公权力的人作恶的手段。

    中国的历史就是明证。2000年来,儒家一直强调要建立贤人执政的理想国,也就是让他们认为的正人君子来管理国家。可结果是道理讲了一大堆,临床效果并不佳。1922年,蔡元培、胡适等人认为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坏人当道,提出组成“好人政府”,改变政治腐败的现实。在军阀吴佩孚的支持下好人政府粉墨登场,结果三个多月就垮台了,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丝毫的新气象,甚至连点气味都没留下,根本就是一场闹剧。

    这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官僚的个人品质,而在于制度的优劣,关键是权力是否能受到有效地监督。这当然是诸位的责任,因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媒体是监督权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果只是一味地歌颂表扬,就等于是助纣为虐,对人民作恶,对历史作恶。迟早我们会被时代唾弃,钉死在历史的屈辱柱上,脸蛋上搽多少粉是没用的,只会被天下人耻笑。现在改悔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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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楼

  • 吴之如发表于2018-02-16 00:17|

    [转帖]提议大学生研读的中国文革书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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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qlw18于2018/2/1418:45:44发布在凯迪社区>会员阅读


    丁学良:我深感,如果你不想学生在文革课堂里闹场,就不要强使学生接受唯一的某种论点,即便你自己坚信这个论点。


    2018年2月13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为FT中文网撰稿

    从1988年以来我在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教过的所有课程里,观察到绝大多数的学生上中国文革课最感到吃力。文革期间曾经发生的种种事态,是西方、东方正常社会里出生长大的年轻学生难以想象的。我提议他们研读的以下两类书籍,一类是以个案解剖的方式充实他们的认知空白处,一类是以分析和比较的方式启迪他们对现代史上非常事态的理悟。

    D,这部分列出对文革中的重要事件或局部领域作具体描述的书目。除了综合性质的经验研究,对文革的几个特别层面或要点,诸如文革中的真民主主义者、文革中的血腥暴力、文革期间的外交、文革中的外国人、内地文革对香港的直接冲击等,我也各选取一两种出版物。

    (D-1)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下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本书收集的50篇文章,多半出自内地研究者的手笔。除了少数几篇综述性质和概念讨论的文章,大部分是个案的考证。学生只有对文革全景有了概览以后,才能读懂这些局部解剖的篇章。

    (D-2)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

    此书是局部细究,应该和另一本著作结合阅读,冼维月编纂:《林彪事件:知情者证词》(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后一本书是基于对近百名涉及林彪事件的人作访谈的资料写成,读起来有如看慢镜头录像,为之作序的王年一也赞叹不已。





    (D-3)史实编著:《文革中的检讨书》(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

    书中收集的检讨书,主要是出自文革中地位最显要的挨批挨斗者之手。

    (D-4)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英译本:TheKillingWind.AChineseCounty""""sDescentintoMadnessduringtheCulturalRevolu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17).

    此书的内容,是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时候,内地一个调查小组得到高层批准,到事件发生的城镇乡村调研收集的资料。

    (D-5)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作者是那期间中国外交部的职员。

    (D-6)SidneyRittenbergandAmandaBennettTheManWhoStayedBehind(NewYork:Simon&Schuster1993).

    中文全译本,李敦白:《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台北:智库文化出版社,1994年)。

    读此书之前,应该读一篇综合文论,何蜀:“被疯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国人——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mjlsh.usc.cuhk.edu.hk;何文对文革初期最激进的李敦白和谨慎小心的马海德(GeorgeHatem)等人作了比较。

    (D-7)MichelBonninTheLostGeneration.TheRusticationofChina""""sEducatedYouth1968-1980(HongKong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2010);

    中文全译本,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D-8)廖弋凫:“六七年左派暴乱实录”(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98年1月,第96-103页)。

    核心参与者对香港1967年的文革式风暴的回顾和分析,应该与下一本书结合起来读,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香港:田园书屋,2000年)。

    E,最后列出的,是对文革的反省和把文革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现代政治社会运动洪流里作比较的书目。

    (E-1)AndrewJ.NathanChineseDemocracy(NewYork:AlfredKnopf1985).

    全书以文革刚结束时的民间反思为主干,讨论20世纪中国人设法培育本土的民主制以解决老大难政治弊病。

    (E-2)ClaudeWidored.DocumentsontheChineseDemocracyMovement1978–1980.UnofficialMagazinesandWallPosters.

    《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二卷(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香港观察家出版社,1984年)。收集了文革结束后最初几年民办刊物对文革的批判。

    (E-3)苏绍智:《十年风雨》(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的十年,是1949年以后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几乎所有的大争论,都涉及对文革的反思。

    (E-4)胡绩伟:《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纽约/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年第2版)。

    读以上两书,应该结合这篇综述,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4期。1980年10月中旬开始的讨论持续一个多月,很多是聚焦于文革的根源。

    (E-5)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对它的异端思想》(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

    这是文革时期思想不合“主流”的各类异见人士对文革的撞击,意识形态光谱跨度极大。

    (E-6)刘国凯主编:《封杀不了的历史》(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第2版)。

    本书代表的是文革研究中的少数派观点——文革客观上提升了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和运动技巧,接近于杨小凯的立论。

    (E-7)TangTsouTheCulturalRevolutionandPost-Mao

    Reforms(ChicagoUniversityPress1986).中文姊妹作,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E-8)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4年)。

    现代中国学生运动的缘起,它们显示,文革中提出的许多口号、诉求和尝试做的事,在20世纪初以降的一波波中国学生运动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对应成分。

    (E-9)《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涉及中国文革尤其是红卫兵运动对外国的多重影响,是当年西方左派人士的回忆录。这本译作最遗憾的,是没有把原文发表来源和作者简介列出来。

    在开放的社会里对大学生讲授中国文革课,与作为一个研究者撰写文革的著述并非一回事,因为后者是某研究人员的观点及其掌握的资料基于某种立场或理论的一家之言。讲授文革课,负责任的、开明的教育者应该设法引导学生开放思路,在有限的时间里阅读以多种角度撰写的出版物。以上提议的书目的容量是半年制本科生课程、再加上为硕士研究生课程作预备的阅读量。若是为博士生班设定读物,除了更多的理论文献和比较研究案例,则应该加上庞大的原始资料库,如数码版《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1966-1976)》(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行,2002年),和2016年7月号之前的《炎黄春秋》杂志里的文革史料。我一再对学生解释:每一个亲身深度参加过文革的人,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还是二者兼备的,都有他或她自己的文革史。这些互相有别的多重角度的文革经历之总和,就是中国文革的全图景。我们只能缓慢地逼近它,却不可能穷尽它。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过去十多年里,文革课班上来自香港之外包括中国内地的学生逐渐增多,除了仅有的一例,却未发生过别处经常报道的课堂里有学生抗议或闹场的现象。美国特别是澳洲校园里都发生过这种事,引发了风波不断的报道,成为国际媒体和高教界的火爆话题。我反省,主要是因为我的课程使用的教材多元,不仅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不仅有文革受害者写的,也有文革的热诚参与者写的;不仅有对文革全盘否定的,也有对文革适度肯定的。那仅有的小闹场的一例,是一位来自内地大城市的男同学,在我讲课途中重复质问:为什么强调1958-1961年的大饥荒是文革发动的主因之一?我就出示了国内外十几位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测算,要他自己去对照核实大饥荒的社会后果。学期结束时他交上来的作业答卷里,显示有认知的改变,哀叹在文革中普通百姓的命运不能自主,总是被操纵摆布。

    我深感,如果你不想学生在文革课堂里闹场,就不要强使学生接受唯一的某种论点,即便你自己坚信这个论点,而是要尽可能地拓展他们的视野和深化他们的比较研究观念。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位法律史博士在和我多次讨论了文革课程以后,评说:“研读文革使人清醒。在中国,一个人是不是深谙文革,将决定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决定他是否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公民”。希望有更多的本国教育者和研究者从这个认识的基点出发,坚持做使年轻的公民们在重大问题上具备清醒判断力的有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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